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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eb 2021

大陆分水岭回忆录连载3

大陆分水岭回忆录 – 连载1

大陆分水岭回忆录 – 连载2

我从一条土路上飞了出去,“啪”地一声摔在Deep的左边。鲜血从我的右膝上涌了出来。我的擦伤急救药品、双氧水和绷带,早在圣胡安之前就寄回了家。

万幸的是,Deep有全套的外伤药品。两年前的AT土路“手术”重演: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右边,急救箱的包装洒落满地。我用酒精纸擦拭伤口,纱布垫紧贴肌肉,棉布质的胶带缠住膝盖。

“这下,我左腿和右腿的膝盖伤,可算是对称了!”

“不过,我们到达汽船镇前,你可不能再摔了……毕竟我的医疗储备有限。” 

我趁机拉住他的手,紧紧拽着,让他牵着我走。他的手很大,掌心有一点粗糙。午间的阳光洒下来,路面飘着尘土,四科低矮的杨树,把影子撒在路上。我们指着那四块阴凉地,“这块是属于大陶的” “那块儿是豆豆的” “这块袖珍,非你莫属”……

那天早些时候,我走在他前面,结果在步道分叉口拐错了弯,多绕了一公里路。他在小河边等我。

“我没看到你的脚印,估计是在刚才的岔口拐错路了。”

“怎么办?没了你,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自落基山国家公园之后,CDT告别了龙脊和格雷峰的高和险,向海拔稍低的丛林过渡。我们暂时不见山顶的狂风和闪电,拥抱柏树和杨树的清香。在山谷的小溪间,树林平静从容。夏日,进入壮年。

我不愿再重复格雷峰那天的高高低低,便放弃CDT原线的PUDs(pointless up’s and down’s, 无意义的海拔升降),走了一条更长但更平稳的吉普路。道路围绕分水岭的山体,慢慢下坡,我又需在黄昏时刻,重新爬回分水岭的高度。夜幕笼罩大地,我在山顶扎营,Deep一行人不见踪影。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终于找到了正在收帐篷的Deep。让我意外的是,头天晚上他们三人也完全分散了——我们四人各自分开露营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我们在山顶上遇到一对父女,那父亲了解CDT,跟女儿解释我们是做啥的、要去哪。结果那七岁小妹妹问了个问题,我没答上来。” 

“啥问题?”

“她只说了一个词:‘为什么?’” 

第二天,我们在土路上被农场主拦截。年过七旬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开着小皮卡,减速靠近,尘土依旧漫天。爷爷摇下车窗,扔出几个字:“你们玩得可快活?”

“我们……嗯……还好……” 

“我可以帮你们回收酒瓶。”

Deep觉醒,从侧包口袋掏出背了三天的玻璃啤酒瓶。“谢……谢。”

我垂下头。两分钟前,我们还在对土路旁边那升着美国国旗的房车品头论足,可不料步道进了人家的牧场。

“你们从哪儿来?”

“我是中国人,他来自德国。”

“中国……德国……有意思……” 爷爷若有所思。

多亏了爷爷的好心指路,我和Deep穿越他牧场的荆棘、爬过铁栅栏、踩过河狸筑的堤坝(抱歉)、淌过5米长的阴沟,才终于翻上了可望不可即的高速路。路牙很窄,来往的车辆猛按喇叭,仿佛要向整个世界宣告他们的存在。

“你的爷爷和外公……应该受到了二战的影响吧?”

“ ‘影响’?他们都上战场了。”

我没再继续问下去。

大陶和豆豆决定沿着高速,走路进城。自新墨西哥无数的公路徒步之后,我早已丧失了连结整条步道的欲望,Deep也开始对走公路不再感兴趣。我俩搭车进城,采购水果和啤酒,再搭车回来找大陶和豆豆,给他们送“福利”。进城的过程很顺利:Deep和我的“男女混合双打”效率极高,3辆载我们的车皆在5分钟之内停下,其中还有两辆车专门掉头、载我们一程,还有一个步道天使,正好要赶去怀俄明的大盆地,运送“步道奇迹”。

采购了葡萄、萝卜、豆泥、啤酒,我们的出城之路却额外艰辛:天色渐暗、出城高速路繁忙,没人愿意载两个青年流浪汉。我们在加油站借了纸板和马克笔,写上“兔耳山口”几个大字,再画上可爱的兔耳朵。十分钟之后,一个姑娘停下了车。

她的车里散落着自行车头盔、登山包、徒步鞋。姑娘和汽船镇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是追逐着户外的风潮,才漂流到此。她的男友是一个雪板爱好者,夏天打工、冬天滑雪。她没告诉我们她在做什么,是否喜欢现在的生活,只是显得有些累了:“偶尔要在帐篷里睡睡,人才能清醒。” 

姑娘把我们放下来之后,我和Deep一天的搭车好运终于用尽。日落在我们身后,冲入云海,背对着光芒的高速路上,人影越来越黯淡。

Deep是一个搭车老手,曾经从德国黑森林老家一路搭到巴尔干;他有一套关于搭车表情、姿势、行走速度的理论,会在车辆扬长而过之后对它们的背影挥手、微笑。他不愿站在一处,而是沿着路牙慢走,一边走一遍啃着刚买的新鲜苹果,嘴形像极了《人猿星球》的猩猩男主角。我嘲笑他,作弄他。

他见我的背包倾斜,执意要停下来帮我调整。“先把腰带放到最松……拎上胯骨……偏左了……收紧重心带……还是有一点偏……” 

我们彻底放弃了搭车,沿着公路向营地走。

行走是什么?不过是和大地谈一场恋爱。

在这样的时刻,有一种莫名的力,让我们在半米宽的路牙上,牵起手。

偶尔一辆车呼啸而过,没人按喇叭,我们便不放手。我们笑着,得以忘形,鄙视在铁皮里、那挡风玻璃后面坐着的陌生人们。

他们要去哪里?家里的饭桌上,是否又会有争吵?情人的短信删掉了么?还是想要发怒的夜晚,床边却是冰凉的?

这里靠近人烟,风的味道却很干净。三只小鹿在路旁吃草,闻声便敏捷地跳开。

豆豆、大陶和木柴,已经在路边的阴影里搭好了帐篷。木柴兄掏出一丁点大麻:“出了科罗拉多,就没这好东西了。你们要吗?” 大陶和豆豆不出意外地摇头。

Deep迟疑了一会儿:“我可以来一点儿。” 

我们搭起他的帐篷,更换我膝盖上的纱布。胶带撕开,表皮疼痛,我把头放在他的肩膀上,默默流泪。

“就像俗话说的,血、泪、汗,一样都不能少啊。” 他把腿搭在我的腿上,任零落的小雨把皮肤弄湿。


我从《幽灵公主》开始敬仰的山灵,包容一切的盖娅,浩然自立的日月星辰,松衫橡柏泉湖河瀑……自然本归自然。

而自然也不再仅仅是自然。

自Deep的闯入,分水岭不复往昔。他变成了我的步道,变成了比我的背包更沉重的心。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从Deep和长沼身上,敬仰的是什么:他们是森林的孩子,通识大山的语言,像小动物一样,温柔如野兽;他们凭借直觉和常识,热爱逻辑,又那么随意任性。我在CT上交付予长沼的,在PCT上交付予卡洛斯和奶爸的,都在CDT上交付予他。然而长沼不用日日在每个路口等待我,卡洛斯不曾分享他的童年故事,奶爸也不会将我的衣服叠好、分我涂抹着巧克力酱的早餐。Deep的眼睛是浅棕色的,头发会被日光晒成金黄色,速度没有那么凶狠,用一根忽近忽远的线把我牵着。我反复抵抗,企图将大地的意义归还于其本身,然而大地沉默,他却比我更鲜活。

我与CDT的关系,也变成了我和Deep之间的关系。大陆分水岭的抽象重量,被这个具象人类的一举一动所消解。这对步道,是否公平?在走了几千公里之后,“初衷”,何衷?

我们在汽船镇被好心的步道天使收留一夜。女主人丰乳肥臀,面容娇美,竟让我有一丝嫉妒。

回到步道上,Deep挑了所有的近路和野路,而我按照Guthook App上的路线规规矩矩地走公路。他从草丛里钻出来,全身贴满了刺。“贼好玩儿,” 他说。

我们的计划很严酷:两天之内,我们要到达怀俄明的边境,总路程96公里。

第一日,科州夏季的山花姹紫嫣红,在兔耳山口进行最后一搏。一只树貂从森林的黑影间俯冲而下,在泥土里转溜了一圈,又窜离案发现场。午餐是残忍的:低海拔的湖泊边,蚊子比草多,全身防蚊帐把进食变成了一项繁琐的工作。Deep在前方消失了,大陶猜测他可能是找了块树荫、睡了个午觉。

远处黑云攒动。

下午四时,连骑土路摩托的父子们,都卷起他们的荷尔蒙,离开了乌云压顶的步道。这里是科州最北部的荒野区,泥土里本不该有深深浅浅的摩托车轮印。闪电和宽阔的草甸,是灾难片的前兆。天幕已黑,我们耐性向前。我在草甸边缘的树荫下换上雨衣雨裤,雨点落得欢畅。

许久之后,步道生活的种种,已变成了我的肌肉记忆。然而Deep,还不是这肌肉记忆的一部分。我们毕竟是两个人、两个大脑四条腿,有自己的动机和影子。步道是大魔王,我们都只是它的线上木偶。

我许久不见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前方或身后。大雨倾盆,没有停止的迹象。我躲到几棵小杉树下,他雨衣的蓝色许久才出现。我说,在这里扎营吧。他说,我以为还要继续走,所以没有攒够水。他踌躇了一会,放下背包,跑去取水。我在大雨里,搭起自己的双层帐篷,东倒西歪。他扑哧扑哧跑步回来,接满两升水,再无刚开始相处时那几个雨夜的怨气。进帐,我们在雨帘里煮热水、泡米饭,他放起手机里的音乐。

这一切并不是我几个月前我想象中的那个CDT,但,也不算太糟。

第二天,任务艰巨:头一天被大雨阉割,只走了30公里不到;这意味着第二天要补齐整整60多公里。

一夜暴雨,撒下星星点点的冰雹。科州的残雪,不肯放手。豆豆从身后赶上来——Deep没在步道上发现他的鞋印,便判断他昨晚在我们身后扎营了。我当年在PCT上练就的辨认人脚印的技术,早已还给了步道。

早上八点半,我们发现了步道正中央用石子刻出的痕迹:“6:35分,大陶”。我们仨互相苦笑了一下。大陶去年有了严重的脚伤,医生提供了两个方案:要么做手术,要么忍受。大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手术,他便只能把疼痛穿进鞋里,踩在地上。大陶某个步道口登记簿上写了一句:“要么到(怀俄明)边境,要么完蛋”。一切仿佛那80公里越野赛重演,只是这是,我、Deep和豆豆,都没了奋斗的劲头。

这里是怀俄明步道的开端:在未来的一周里、到达怀俄明风河山脉之前,我们暂且挥别高海拔线路。步道坠入深谷,我在从岩壁落下的清泉旁边擦身,晾晒昨晚湿透的帐篷和雨衣。早晨刚踩过的冰雹和残雪,此刻变成清澈的流水,擦去我的汗液。

在谷底,土黄的公路像干燥的舌头,散发出让人生厌的疝气。土路尽头有一辆汽车驶过,尘土飞扬。这里和分水岭上的许多路段相似,离人烟不远:三三两两的电线杆矗立着,步道口张贴着打印机吐出来的告示,几匹马和几位游客霸占了步道口最尴尬的位置。

我侧身而过,避免交谈。

昨天的暴雨只是一场梦境。在午后的阳光下,我不脱鞋,踏水涉戏而过。身后有马蹄声;挪步让开,一匹白马和白马上的高傲女主人,借道经过。三分钟后,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近,两只摩托车循着声音而来。我感觉烦躁、焦灼:已经到了下午4点,还有一半的路程没走。

我热,我渴,我想停下,我不想去想。

马匹远了,电线杆远了,骑摩托车的汉子远了,黄色的土路远了,所有人都远了。边境线,也仿佛离我越来越远。Deep早就超过了我,消失在了渐浓的夜色里。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分界线,不过是古人轻轻在地图上落笔,我却要在百年后,为了一个莫名的64公里而苦苦追寻它。在彻夜复习考试之前,我总是要吃一顿心满意足的晚餐,慢条斯理地下咽,不紧不慢地摆好书本和文具,这一切只为把一夜的失眠,落得更有仪式感。也许,此刻渺小的我,在美国版图的某个荒郊野外,处心积虑地想越走越慢,走入那个无边的黑夜,也只是为了重复这种无关紧要的仪式而已。

这里的山林,并不纯粹。夜行起始,我便发现步道在一条土路上。四下无人,虽有人类文明的痕迹,却更为可怖。我在上个水源点把Sawyer净水器的接口旋钮拧得太紧,竟然无法拧开阀门,故净水器不运作、我喝不上刚刚打好的水。在夜色里,我害怕停步,便也不能从包里拿出食物。

该死。

饿与渴,只是次要。头灯在夜色里,被帽子的边缘划出不安的弧线。土路两侧,树林是黑夜的兵马俑,黑影高耸。抬头望天,头灯的光芒就会消失在空寂的黑暗里。没有月亮,繁星满天,我像在幽深的井底。

我在碎石路上,一不留神,又踉跄滑倒。

远方,一阵凄厉的嘶吼。也许是郊狼,也许是比郊狼更恐怖的东西。

“大自然,是撒旦的教堂。”


当我在凌晨一点半终于到达科州边境的时候,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找到那3顶熟悉的帐篷。这里的森林错综复杂,倒伏严重,三两步就要跨越障碍物。边境线的铁牌没有精神的耷拉在某棵橡树的枝干上:“科罗拉多-怀俄明”。

第二天清晨,我从帐篷里竟然听到了三个男孩的嬉闹声:他们就扎营在离我不到10米的步道的另一侧,但在黑夜中,完美错过。

豆豆和Deep从包里拿出两瓶早在汽船镇就准备好的威士忌,抿了起来,补偿昨晚错过的仪式。一步又一步,一州又一州。所有那些早就心生向往的里程碑们,总是在到达的那一刻,让人感到失望。

科罗拉多,毕竟要离开了。这个教会我开始去爱的地方,也将和其他一切一样,被我抛离在身后。


出了科罗拉多,路就开始混乱起来。岩石恣意拦路,野草恣意生长,树木恣意倒伏。怀俄明南部是一个空旷的大平原,美名“大分水岭盆地”,其实更接近北方的沙漠。这里风更干燥,云更低矮,道路没有章法,尘土漫天,像极了Interstellar里的世界末日。

步道在一马平川的盆地里,无需存在。只要这里堆个石头堆,那里放个木头架子,行走的人,大都能认出路。在平坦空旷的地方还好,一进了林子,一切就成了地狱:横七竖八东倒西歪的死树,像战争结束之后那死人的尸体般堆砌着。死树也是有灵的。它们会刺穿你的皮肤,把你困在迷宫里。

每当初进林子的时候,我和Deep就会放弃跟踪步道:往往步道上,死掉的树最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常常被倒伏的树阵困在掌心,即使两人相隔三五米,也被倒地的树木挡着,看不到对方。我企图复制Deep翻树的姿势,但比不过人家手长腿长,树皮总能再我的打底裤上多划破几条道道,我也总能再多被几跟枝桠搬到、摔几个踉跄。

每当这样的时刻,心里便会咒骂全球气候变暖。

和死树并驾齐驱的,还有沼泽。过湿地河滩的时候,那水潭里看似靠谱的一截木头,也就是个象征性的心理安慰而已,只会欺骗你的信任。一踩下去,木头照样陷入泥水以下;这还只是站得稳的情况。没有爬上爬下、高原冷雨的日子里,CDT也照样有办法欺负你。

周围的旧友渐渐少了,新的面孔却多了起来。我觉得周围的女性全都爱上了Deep。那德国大妈问Deep鞋子的型号和大小,分明是刻意搭讪;那已有男伴的姑娘,肯定在后悔。如果我不跟在Deep身边,她们一定都会扑上去。在到达Encampment公路前的十公里,即使有死树、沼泽、乱石阵相伴,我也紧紧跟在Deep后面。

载我们搭车进城的金发美女,名字也叫Heidi。她和科罗拉多城里的”游客居民“不同,在怀俄明的大农村里土生土长。车掠过草黄色的田野和田野上的牛群,从山口翻过之后,一马平川。小镇里的物价比科州要便宜不少,杂货店只有十平米见方,门口的老西部牛仔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比起科州那”端起“的户外狂人聚集地,大盆地上的人们,仿佛还不知道何为”世故“,过着旧西部电影里的生活,贫穷而笃定。

豆豆在科州边境线喝了太多威士忌,一路上速度不支,体力值掉电,在后方慢摇慢摇地走,不准备进城了(我们可以给他捎上补给)。Encampment村里太小,没有旅馆,所有徒步者都在房车公园租营地,把洗衣房塞满,开啤酒、玩桌游。在我的强烈要求下,Deep终于用德语和德国大妈交流了3分钟。(步道上的德国人之间,不喜欢用德语交流。)大妈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饥渴;即使是德语,我也听出来他们再聊大盆地,和我们接下来要执行的另一个魔鬼计划——大盆地挑战。

返回步道后,我们走上了一条漫长的土路,土路尽头就是下一个补给地Rawlins,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夕阳把我们的脸照成玫瑰色,Deep帮我指出远处奔跑的野羚羊(我有近视)。我想起了《疯狂动物城》。

“我太喜欢Zootopia了,进电影院看了两遍。”

“是不是你觉得自己跟兔子女主角有点像?”


凌晨4点,第2小时,摄氏25度。

我们沿着高速公路,在黑夜里,向西北方走。

我不常在这个点走路。

我们寄走了帐篷、炉头和多余的衣物,在午夜三点出发,豆豆和大陶假装沉睡着。怀俄明高速上的车,很少。

他的头灯比我的更亮。我们就像两颗小星星,在大盆地的尽头闪烁着。来往的卡车司机,被平原上的鬼火迷惑。

我闭上眼睛,双脚还在走着。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睡着了。

我在睡梦里行走,在走路的时候做梦。

我们要走得很远很远。

在河的另一边,小学开学的第一天。你走得很快,因为你喜欢让蓝色的裙子被风吹起,划在皮肤上的感觉。

你走得越来越快了,你觉得自己要飞起来。有个人从身后喊住了你。她赶不上你走路的速度,便只能在你的右边奔跑。小雨点,小雨点,她的眼睫毛很弯很长,脸上有稚嫩的雀斑,声音轻柔。

你一直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小雨点从不会走得那么快。

她会绕路,带你去找巷子深处的疯子,看他披头散发的可怖面容。

她会走两步、蹲一步,捡起一颗颗玩具手枪的子弹珠,红橙黄绿青蓝紫。

她会带你挖掘沿路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你们看到的多是“性病”“淋病”这些深奥的词汇。

她会带你挖毛毛虫,在放学路上的大院子里看孃孃弹棉花,听着叫卖鸽子肉和青蛙肉的小贩的吆喝声。

她会带你去吃五毛钱一碗的小火锅。

但回到家,只有你一人挨骂。

凌晨6点,第4小时,摄氏24.7度。

他把头灯灭了。东边的淡粉色,转为金黄,再转为耀眼的光。

我也把头灯灭了。

他停了下来,向东望去。日出了。

我也停了下来。

他向东看,我向西看。他开始走,我也开始走。

他不知道的是,我拿出手机,偷偷录下我们在太阳里的影子。那影子一高一矮,一前一后,一快一慢。

在河的另一边,你在小学的尾巴上,从Y城搬到X城,从山地到了平原。

你的英语很差,但是你暗恋的男生的英语很好。他听说你在英语考试时作弊,投递来了一个温柔而悲悯的眼神。你在转学后第一次当值日生。老师走进来后,你心跳加速。老师喊“上课”,你也跟着喊“上课”。全班哄笑。

数学一直不怎么出众的你,竟然作为每班仅有的两个学生,进入X市的奥数队。你每周六去听课,但觉得无趣。于是你开始逃课,熟门熟路地倒换着公交车,去书城看书。你准时回家,掩盖所有犯罪痕迹。老师打来电话,你被拆穿,从此和数学讲和,互不相犯。

这是你惟一做得漂亮的几件事之一。

上午9点,第7小时,摄氏28.8度。

我们离开了高速,走向真正的大盆地。太阳已经悬挂在高空了。

高速路边,CDT的木牌胆战心惊地伫立着。我把背包取下来,撂在木牌角上,再一屁股坐上去。他的手机里,播放着《走入荒野》的主题曲。我清点背包里的新补给:一瓶可乐,一瓶咖啡,一瓶佳得乐,两升水,20片200毫克咖啡因,30片Aleve止痛片。

“你的胡子和克里斯(《走入荒野》主人公)的越来越像了。”

“ ‘快乐,源于共享。’”

“我们应该把这句话改成——两百公里大盆地挑战,由我们共享。”

他也许不知道,他和在阿拉斯加死去的克里斯,除了那越来越像耶稣的大胡子,其实一点也不像。

我什么也没说,在干枯的河床里,找了个地方解大手。

在河的另一边,你的房子在山顶上,能俯瞰几十公里外空旷的土地。

山城的拖拉机还没震耳欲聋,那些出租房也还没立起来,天气好的时候,你们走路去一公里外的农贸市场,三公里外的钢花百货,十公里外的寺庙。

你不懂为什么四楼的那个弹钢琴的男孩,总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你不懂他为什么在幼儿园厕所前的水坑旁边,把你“啪”地推倒在水里。你不懂为什么幼儿园女老师们把全班召集起来,把你拔光到内裤,质问男孩为什么把人家全身都弄湿。你不懂平时凶猛如老虎的老师们,为何还会拿出小刀,比着男生的脖子,尖声大吼:是不是你干的?还会不会再做了?

你不懂四楼的琴声为什么停止。

中午1点,第11小时,摄氏33.3度。

在大盆地上,我们跟着两道车痕行走。太阳升得很高了。

大盆地的全名是“大陆分水岭盆地”。落基山脉在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分水岭在这里,不是绵延的高山,而是低沉的平原。平原里有水,一半向西流,一半向东流。平原里还有铀矿,一半被60年代的矿工采去支援冷战,一般则留在了矿工的肺里,骨头里,坟墓里。

人们来了又走,平原可曾改变?

这里远不是CDT上最远离人群的地方。站在大盆地的中心,我可以看见电线杆、土路、天际的公路。他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如果现在有辆自行车,该多好。” 一辆卡车从土路上经过,没有停下来。几天前大雨的痕迹,还留在田野上。

我可以看见很远很远之外的东西。但我紧紧盯着的,仅仅是他的背影。

我的视力太差了。我还能看见什么?

在河的另一边,外公会把你带出门,带你在山城里,爬坡上坎。他会把你带到住宅区的工地,把你带到那些只能手脚并用才能爬上的山丘。外公总说,你没吃过苦。

你左手抓土,右手抓住植物的枝干,左腿一用力,右腿迈上嵌在岩壁里的坟头。你在各个马上要变成别人的新房的地方,翻上过各式各样的墓。

那时候你太小,还不识字,你不知道那些墓碑上写着什么,也不知道为何死人会埋葬在崖壁上。

你觉得你住过的每一个地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历史的某个角落里,成为过别人的坟墓。

下午4点,第14小时,摄氏36.1度。

中午吃饭的地方,在大盆地的第一处水源。那是一口井。我们嚼着面饼,抹上两种口味的豆泥。

他对大盆地的水源了如指掌——在到达Rawlins的第一天,他就研究好了大盆地的每一处水源地,用拙劣的字体,列成表格。表格上方写着:注意蜱。

大盆地的风停滞了。他撑开阳伞,让我躲在伞的阴影里。我们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只是相视一笑。我们甚至交换了几分钟的音乐:他在听德语的podcast;我在听那些听了几百遍的民谣。

我们从离开旅馆,就再没有见过一棵树。宇宙之内,除了我俩,没有一个活物。两道车痕铺展在眼前,绵延到视线所及的尽头。那么笔直,那么坦诚,那么似曾相识。

我从来没来过这里吗?

大地是灼热的,这不必多说。多说会觉得口干舌燥。热浪是写在大盆地名片上了的。她不装扮自己,不欺骗任何人。

你从8岁时开始写诗,从9岁时开始写文学评论。你把“体现”写成了“体线”,还得意洋洋地将写满错别字的本子拿给外婆看。外婆曾是语文老师,对你的“体线”们不顾一屑,但是她依然会帮你改作文;你只要加上外婆画龙点睛地两句抒情,三句排比,四句反思,五句歌颂,作文就会在全班被朗诵,在全年级被评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不再给外婆看你的作文了。你把周记本藏起来。每次下笔之前,你会锁上门,关上窗,拉紧窗帘。屋里一片黑暗。

傍晚8点,第18小时,摄氏32度。

我们发明了一个趣味横生的新游戏:在土里写DFBR的名字。我们比谁能找到能潮湿的泥潭,写更好看的字母,在泥土上画出更美妙的心型。我们乐此不疲。豆豆和大陶能否看到这些暗号,似乎并不重要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

“我也是,可能比你更甚。”

“如果20个小时之后,我还没把你掐死,你就一定是我的真爱。”

我曾经多么坚定地认为,徒步就是我的天命;我注定适合在野外孤身生活。我曾经愤世嫉俗地嘲笑别人,做各式各样的工作、购买眼花缭乱的物质、看目不暇接的剧情、喝各种酒、爱各种人,终究是为了让自己被各种事务填满,避免和那个不堪的真身面对面干瞪眼,正视自己一丝不挂的灵魂。

而站在大盆地上,却跟土地没有任何连结的我,又能好到哪里去?

我们朝着日暮的阳光走,影子在身后。

大盆地的热浪不肯褪去。我们已经取了四处水了:小溪,水塔,甚至还有水坝流出的水。这里真的是沙漠吗?

在河的另一边,父亲的宴席上,有人抽烟。大人们讨论着不知名的事物,偶尔有一两句脏话。你讨厌烟味。你想离开。父亲让同事把你送回外婆家。车上,同事说,宴席上有个父亲敬仰的老校长。你把头扭到一边,看着出租车外的城市的夜。

每年夏天,你去Z城,和父亲一起住三个月。说是一起住,其实很多时候,你从A姐姐家换到B姐姐家换到C哥哥家,在别人家里的彩色电视上,看着《少年包青天》。

今年夏天,父亲搂着某个阿姨的腰,阿姨挺着大肚子,卧房里挂着两个人的结婚照。阿姨和你分抽屉。你的文具放在抽屉左边,阿姨的结婚证和照片放在右边。几个月后,你的弟弟出生了。你回到Y城的外公外婆家,回到熟悉的小学,回到每晚准时的动画城和大风车,回到餐桌上的腌萝卜和榨菜。

八岁的那年,你什么都没说。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想。

凌晨12:30,第22.5小时,摄氏28度。

我们在漆黑的田野里走。我们找不到水。

沙地的右侧,是一条安静的小溪。夜里,野马和牛群到溪边喝水,发出淅淅簌簌的声响。我们必须把动物的水留给它们。

Deep看着自己的笔记,终于在小溪边,找到了属于人类的地下泉。泉水从铁管中流出。

白天遇见的那个老兵,头灯已经熄灭了。平原上不再有光芒移动,除了那漆黑的沼泽边上,Deep取水时的光。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视力在夜里变得更差。偏偏不巧的是,路上的沙子越来越多。我在沙坑里,深一脚浅一脚,和他的距离越拉越大。风停止了,空气依然炙热。步道开始上坡。

大盆地,为何你在夜里还那么凶狠?如果你要残酷到底,为何还要滋养我们?

在河的另一边,Y城小学的升旗仪式。在回教室的路上,你的鞋子踩进了排水管的窟窿,脚竟然拔不出来。周围的学生涌上来。人越来越多,全校都来看你困在下水道里的脚。

凌晨3点,第25小时,摄氏25度。

我们已经走了24小时了,整整100公里。我的脚底开始疼痛,视线也越来越模糊。但是我们说好了要一直走完200公里,不睡觉。我不能做先喊停的那个。

他开始频频回头看我。

“我累了,要不我们停下来歇一刻钟?” 他说。

我坐下来揉脚、换袜子。我的大脑开始回放他在20个小时内走完100公里的经历;他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那是在PCT的杰斐逊山附近,步道上上下下;而如今大盆地起伏平缓,他竟然不能刷新上次的速度纪录,一定是因为我。

我看着他,说:“我们歇一歇吧,就歇到天亮。我在黑夜里走不快,只能耗尽体力。等天亮了,我就能把夜里丢失的速度补回来了。” 我感觉自己很没有说服力。

他不作声。我们走了一小会儿,路过了几顶帐篷、几片满是牛粪的水渠。在山坡顶上的某片空地,似乎再没更好的去处,我们停了下来。准确地说,是他停了下来。我也不说话,开始倒腾睡袋和睡垫。

“你生气了吗?”

我忘了在那天黑夜里,我有没有说对不起。当然,我也忘记了他的回答。

在河的另一边,舞蹈老师说:跳完了,别赶快坐下,会变成大屁股。舞蹈老师的丈夫是个钢琴老师,他们的女儿教你钢琴。那姐姐的指甲油总是换颜色,红橙黄粉。

舞蹈老师的第一节课,所有的女孩躺倒在舞蹈教室的地板上。她开始帮每个人压腿,“把筋撑开”,把小腿和膝盖,一直推到人的脸上。每一个被压过腿的小孩,都会尖利地大哭,泪珠飞蹦,眼红耳赤,嘴巴弯曲成热带水果的形状。

你是最后一个受刑者。在你右边,泪水成了一片海洋。你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便闭上了眼睛。

凌晨四点半,第27小时,摄氏23.5度。

一只狗把我们舔醒了。准确地说,是头灯的白光把我们照醒了。

狼人、狼女和他们的大狗,在白光的后面,显出淡淡的轮廓。几句抱歉后,他俩匆匆走开,我和Deep却再也睡不着了。

“你打算怎么办?” 他问。

一时间,我哽咽住了。

“我会吃止痛药。”

他没有说话。

“如果是你一个人走,速度会快很多吧?” 

他没有否认。

我们平躺,天边泛起鱼肚白。夜还未尽,温度没有比两小时前冷多少。我们昨晚匆匆摊开睡袋睡垫,竟没有发现周围满是牛粪。

在七月的大分水岭盆地,怀俄明最宽阔炎热的绝望大草坪的凌晨四点的一堆牛粪中间,被狗舔醒,还要再赶一百公里的路。

这一切再“浪漫”不过了。

我恨他,恨他给了我这个此生惟一的机会,让我来陪着他走过这200公里的沙漠。这是多么重大的使命啊。换做你,你会把这个机会给谁?那个人于你,意味着什么?一定不是任何人,都能让你愿意陪伴行走48小时的,不是么?

可我终究无法感到骄傲;我宁愿相信,自己在他心中,什么也不是。可能他没有看见我的残缺,没有更好的选择,也可能他没有认真分析过、只是莽撞地相信了我。可能我不愿相信他,只是因为我不愿相信我自己。

但他还是相信了。相信。相信。我在嘴里嚼着这个词。还有比它更残忍的字眼吗?

我们起身赶路,他不肯走快。也许是意识到了清晨的莽撞,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聊起他在千里之外的空荡荡的房间。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突然想超过他、比他走得更快。止痛药和咖啡因片在起作用。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对这一切是多么感激。(You’ll never know how thankful I am.)”  

我说。

在河的另一边,外婆和母亲在通电话。母亲每周打来一次电话,她会和外婆聊很久很久,但很少跟你说话。你为此心怀感激,因为你并不知道要跟母亲说什么。

你记得她和你在Z城的夜晚散步。你好奇地抓起一把路边的石灰,塞进嘴里。母亲惊惶地带你满世界找水龙头,绕着楼房跑,沿着街道跑。夏日的香气从桂花树渗出来。

你记得母亲在床边哭泣,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你不记得父母间的任何争吵——你甚至不记得他们之间的任何对话。你只看到父亲温和地推开了门,让你出去看看电视。你不走。

很久很久以后,家人告诉你,母亲离开的那天,你哭得多么歇斯底里。而你,竟全然忘记。

上午9点,第31小时,摄氏29.7度。

在一个土坡前,我一个踉跄,差点又飞了出去。他在我的身后,还没赶上来。镇定下来之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大盆地让我孤独,而他让我更孤独。如果我真的摔了出去、受伤了,谁能让我平安出去?只有我,只剩我。他的计划会泡汤,而最后充满负罪感的,除了我,还会有谁呢?

我愤怒:一定是他,挡住了我的风景,让我看不清脚下的路了。我任他的身影越来越大,遮住了整个大盆地,遮住了整个分水岭。

一定是大盆地,在刻意保护我,敲我愚钝的头。大盆地从不会抱怨不公平。要怪就怪我的心,只有巴掌那么大,任荒原和他的身影,此消彼长。

荒原的存在,何曾是为了我啊。

我开始越走越快,竟把他抛在身后了。我超过了狼人狼女和他们的大狼狗:“一会儿Deep经过的时候,叫他走快点儿!” 

真解恨。

在河的另一边,你和母亲再相见,竟然是九年之后了。

你们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参加了同一个旅游团。第五天的时候,母亲因为心率不齐,不得不先行离开。

你认识了同行的男孩。他比你大三岁,来自你的故乡。你喜欢他。他在巴士上,突然就坐到了你左边,吻了你。他不肯放开你的手,连飞机上也不肯,连在你所有家人前也不肯。他叫你去飞机上的厕所和他碰面。他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你以为,接吻就能怀孕。

十二岁尾巴上的那个事件,很快就被家长们扼杀了。飞机上什么也没发生,但你开始怀疑普天下所有的男性,开始害怕接电话。

傍晚6点,第40小时,摄氏28.2度。

疼痛也是有生命的。疼痛存在的意义,就是被人感知。疼痛也想繁衍,想生儿育女千秋万代。疼痛的求生欲比你更强。它饶不了你。

我已经吃了16片止痛药了——从凌晨起床开始,每2小时吃两片。我不知道这种止痛药会腐蚀内脏;我只想走出去,走出这该死的大盆地。

止痛药,仅仅是止的脚底的疼痛吗?脚不疼,心也不会疼。止痛药分明是迷魂药。

我们在午后歇息。他追上来之后,我们开始一起行走。他开始用下一个水源地的距离引诱我,“再走8公里” “只有6公里了” “我们在下个水源休息吧”。他毕竟是他,我是追不上的。

卡洛斯和长沼赶来了,黄刀叔和奶爸也来了,就连萨拉也赶来了。我在华盛顿的暴雨之后醒来,雨水溅湿泥土,泥土粘到睡垫上,睡垫被卡宏山口的大风刮飞了,飞到奶爸写的签到簿里:“中国石头的睡垫被刮飞,请留意。” 签到簿里签了好多好多的名字,我谁都不认识,只有一段模糊的字迹,写字的人的墨水干了。我一定认识那人。他是谁呢?

大盆地那么宽广,宇宙间任何的戏,都有了宏大的背景。风猛烈地刮过来,东方的乌云攒动,黑色的天幕里,有一只大手,拨动着云团。

我看着云朵们移动的方向,和我们的路成直角。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落下来。

他没有放慢速度的意思。

我开始小跑,速度起码有6公里/小时。奇怪的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因为我的加速而减少。他头也不回,我突然想倔强地追上去。

好不容易,追到他的身边,他完全忽视正在跑步的我。我像个撒娇的小屁孩儿,在他前面左追右堵。他不耐烦地说:“你在做什么?”

我只想摆脱掉心里的魔鬼啊,他们拥过来了。而你终究是无法帮我了。

我走在他的左边,一边流泪,一边小跑赶上他,一边偷偷地想,这一切一定不能让我的父母和外公外婆知道。

太阳渐渐沉下去了,黑夜就要来临。在二十年前的某张床上,有个小女孩经常尿床,还在每个夜晚哇哇大哭、不肯入睡。她总是哭吼着一句话:外婆啊,你别死,你别死。

外婆终究会走进房间,扶在床沿,摸着你的头。你终究会睡着的。

我越想,泪就越止不住地流。

他试图跟我说话,我没有回答。

远方的黑云奔袭而来,它们在我们右侧的田野上聚拢、舞蹈。天边有一道无声的闪电。

他停下来了,这次是真真正正地停下来了。他说对不起,张开双手抱着我,让我在他胸口哭泣。

可他终究还是会继续走的。

在河的另一边,你虎头蛇尾,在吃饱之后依然饥饿,在快乐的时候感到怀疑。记忆的重量不需要深仇大恨天地崩离,每个人的河流都有你看不见的底。

凌晨1点,第47小时,摄氏24.7度。

你们在黑暗的大盆地上走错了路。短暂的休战之后,他依然懊恼。本以为找到了抄近路的办法,又不得不因此多走一英里。就像47小时之前一样,你又边走边睡着了。他叫你的名字,你竟然没有听见。

雨水一定是落在了你们的身后。你们在两天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走了两百公里。连荒原上的风,都追不上你们了。

他看你困了、累了、开始对止痛药适应了,便知道该停下了。你们坐在路边,他十分钟前把方便米饭用水泡在罐头里,现在可以吃了。有几辆卡车经过了你们,你们知道目的地——大西洋城——就在黑暗深处。他在沙漠灌木里找到了一片平地,搭起了帐篷。

你倒头就睡,一夜无梦。

长沼是让我仰望的北极星,高高地悬挂在天上,可望不可即。然而Deep不同,他是我的同类。

我最熟悉的风景,是他的背影。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手臂常在岩馆里悬挂着、或者扔着飞盘。他的大脚,常在扁带上走。他的嘴,用来吹小号。他的手,用来弹钢琴。他看过好些我想要看的书,在15岁读尼采和歌德,在16岁读凯鲁亚克,在18岁读村上春树。他是脑手术医生和营养学家的儿子,跟男生谈过恋爱,记不清前女友的数量。他的吻很短促,像密集的雨点,让人猝不及防。

行走,就是一场宏大的走火入魔。只是愚钝如我,总是把对土地的热恋,转嫁到对某个人的奢求上。

我早已不在走路,我在走他。

站在大盆地的尽头,你突然就接受了。这个人就是你此时此刻,身边惟一的那个人了。不管昨天的昨天、在河的另一边发生过什么,一切都只为把你带到这一刻,带到他的身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不可能是别的人。你为了他,再看不到日落中的羚羊,看不到奔驰的野马。可是看不到的,终归是看不到了。

就连被你遗弃的大盆地,也接受了。其实,她早就先于你而接受了你,接受了你的所有近视和短视。

你和他,终究都是她的一部分啊。


从进入风河山脉的那天起,空气开始浑浊了起来,像罩了一层白布。

他们说,蒙大拿着火了,烟雾被风刮向东南方,顺着落基山脉,越过了黄石。上次来风河山脉的时候,我走在雨里、泥里、哑口的大雪里,空气凌烈,寒风刺骨。和眼前的薄雾相比,这好似是上辈子的事情。

每一次长距旅行,都是一个迷你人生。这样算来,我活了整整5次,经历了5种轮回——各中的觥筹交错、似曾相识,让人迷迷糊糊,算不清楚。我在徒步前、科罗拉多步道、太平洋山脊、阿帕拉契亚、大陆分水岭,风景重复,生活重复,甚至人物设定、故事情节都是重复的。

行万里路,终究不一定让人更明智;荒野总有推手,把人卷进同一个漩涡。

五辈子之后,我依然不敢跳石头、走雪坡,下山依旧缓慢,雨天依旧怕滑。在科罗拉多步道上那个走路战战兢兢、下山比上山还要慢的恐高女孩,还留在同一副壳子里,没有进化。

在Titcomb山谷的尽头,我们经过晨雾中的高山湖泊,太阳被东侧的山岭遮蔽;西侧的山间渐渐反射出金色。北方不远处,怀俄明的第一高峰Gannet Peak藏在花岗岩山脉身后。Titcomb山谷以北,是我从没到达过的陌生王国。那里有一座高耸的山口——绿河垭口(Knapsack Col),科罗拉多河就从这里发源。

我和Deep在大盆地挑战之后,在兰德市等了大陶和豆豆一天。大陶在上一个补给点食物中毒,从大盆地中途退出;豆豆于我们后一天到达兰德(毕竟,他尚有理智,没有参与差点要了我命的大盆地挑战)。我和Deep又先行回到步道,进入风河山脉,计算着豆豆和大陶在身后的距离,为他们在沿途留下信号。

谁知第四天清晨,我们在沙滩上看到豆豆用登山杖刻在沙子里的痕迹:“凌晨6点,豆豆到此一游”。

我们心急火燎,追着豆豆的足迹而来,在Titcomb山谷的尽头,开始攀登眼前的第一处开阔的豁口。

Deep突然大吼一声“该死”。他从来没这么慌乱过,一定是出大事了。

果不其然——我们在慌乱中,攀错了山口。

上午10点,我们已经走了两小时的雪路。脚下的雪开始松软、融化。我不想回头。确认了Guthook App, 我们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步道在我们右侧的某个豁口,终究要在绿河山口面前的某个盆地汇合。我俩只能下一个大赌注,侥幸希望眼前的山口,能把我们带到绿河面前。

我越来越容易忘记确认路线了。本来就没学会用指南针、看纸质地图,在和Deep同行之后,我对他的认路能力愈发依赖。

Deep定了神,开始在雪地上加速探路。没走出几步,他停住了,开始跟一个石头说话。

我揉了揉眼睛。毕竟,我什么也看不见。

走进了,才发现那石头上,坐着个人。

竟然是豆豆!

难以置信。豆豆从正确的CDT攀登,我和Deep从错误的垭口往上,竟然在一个充满积雪的盆地相遇了。

豆豆的GPS失灵了,他环顾四周,分不清哪个垭口才是真正的绿河山口(“它们看上去都是不可能翻越的”),便坐在大石头上,等我和Deep解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是不料,我和Deep从错误的方向窜了出来,吓了他一跳。

Deep和我核对了路线,指着北边的一座高耸山口——没错了,那就是绿河山口。

我们三人都张大了嘴。 那分明是一堵墙。有雪的墙。

豆豆不得不接受:“说实话,我不敢相信……我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吧……”

可是,身手矫健、天赋过人的他,一下子就窜到了前面。他走到了雪坡的尽头,进入了巨石阵;很快,我的模糊视力就分辨不出他那被磨得褪成了青灰色的衬衫了。他成了石头的一部分。准确的说,是石墙的一部分。

Deep一直伴着我。我们都知道,眼前通向山口的路,和AT上那“最难的一英里”,异曲同工:半个汽车大小的巨石,被上帝的手一撒,就像打翻的棋子一样,散落在天穹之下。只是这次,在石头的边缘还有狡猾的雪。雪会骗人:它们和岩石结盟,引诱你把脚踏到那缝隙之间。这是雪最松软脆弱的部分。雪诱骗你的脚,让它踩空。轻则卡住,重则崴脚。

Deep为我指路:别走这里;这里我能走,但你可能够呛(你跳得不够远;你的腿太短了)……我们在雪坡右侧的石头坡,把全部重量压在几个悬空的石头上。

别向身后看,别往坏处想。我是一个心甘情愿的残废,一个被同伙抬往加拿大的菜鸟,一个对登山没有天赋的平原狗。我只能相信他。我是他惟一的客户;他是我忠诚的向导。

在绿河山口的顶上,风大得让我们说不出话。我和他留下一张拥吻的照片,把科罗拉多河的源头,变成了我们的信物。

我还越来越会偷懒了。偷懒是一项伟大的认路技术,它还有另一个名字——“量力而行”。

不懂偷懒的人,会逞能、会妄想,花更大的力气、做更多的功,只能去一个跟我选的简单路线殊途同归的地方。我的胆小和怯懦、先天的不足,竟然也成了优势。我对简单的路线,有极好的第六感;用实力没法弥补的,只能用战略弥补。

在过Pine Creek的时候,我可以放肆嘲笑Deep:他把裤子卷起来,水竟然漫过裤裆、淹到了背包底部。有那么一两秒钟,他完全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半游泳状态。而我,仔细观察,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提起裙子,水流竟然没有漫过大腿以上。

在绿河山口以北的Peaks Lake,我们仨在一个土坡上挣扎:左侧,是可以径直滚进湖水里的石头坡。Deep和豆豆见势不妙,开始往右上方攀登;而我瞅了一眼他们踢下来的碎石,就知道这个坡我根本上不去。我只能硬着头皮,向水平方向横切;谁料,这才是最简单的路线。我向右侧身,倚靠着岩石,眼前很快就出现了路标。

我在石头坡的尽头,放下背包,用照相机录下了豆豆那让人惊心动魄的5.7+攀岩动作——他被困在了岩壁正中央,只能倒攀下来。

我的另一个进步,是越来越懂怎么规划食物了。

大陆分水岭上,我终于领会了每个教程的食物规划哲学:碳水、脂肪、蛋白质,要5比3比2;食物里,要一半甜,一半咸;最好还能一半松脆、一半有嚼劲儿;在大盆地这样炎热的区域,补充盐分比补充糖分更重要;在风河这样需要大量攀登的地方,每晚的伙食里一定要有大量蛋白质……

我在大盆地前,就被三个男孩的饮食习惯所收买了,把炉头和钛锅寄回了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冰淇凌塑料罐。从此,我正式加入了“泡冷饭”的行列:每天傍晚,把从PCT时代就每天必吃的Knorr’s方便米饭,用水浸泡在罐子中;不到一小时之后,罐子里的米饭就会被泡发。咸了,就扔几颗葡萄干,抹上一点花生酱;吃罢,还要煮上一碗菊花茶,怡神爽口。

Deep也把他对新鲜蔬菜和水果的喜爱传染给了我。我们在补给城镇买苹果、桃子、葡萄、草莓和蓝莓,偶尔杀一个西瓜;Deep会把萝卜和芹菜当成爽口的小吃,还坚持每天早上用巧克力酱抹面包片。他的午餐往往是夹着大葱、菠菜、西式辣酱的面饼,扮上金枪鱼,坠以牛油果,偶尔加上奶酪酱和豆酱……

在当Deep问我“中国人早餐吃啥”,我要从地区文化、气候差异、历史故事讲起,从嗦粉的南方聊到啃馍馍的北方,从小米粥糍粑豆浆油条榨菜讲到豆腐脑分甜的和咸的两种、煎饼果子是多么有魅力、从春卷讲到饺子再到各种馅儿的汤圆……我们一起吐槽美国人吃得太懒、太滥也太烂,奶酪和花生占据了他们的大多数食谱,“有机”和“无面筋”就是圣旨,被神化的华丽的“农家集市”,不过就是国内的农贸市场。

相应的退步是:哪怕在“吃”上再高明,我依然忘了带勺。


我向你承诺四千个高山湖泊。在到达第一个湖的时候,我欣喜若狂,你却惆怅地坐在湖水边。湖水一片灰色,浅水滩的石头上布满了苔藓,不适合游泳。大盆地退得很远了,眼前是千万年前大地隆起、火山喷发、风水侵蚀的花岗岩山体。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们在石头上午餐,相对无言。然后我会说:十年之后,我会用更荣耀的方式回到你的生命里。我不知道我是在对你说这句话,还是对大山。

我向你承诺一片沙地,沙滩比它拥抱着的湖泊更耀眼。我在三年前曾经经过这里,这是高寒的落基山脉对热带海洋的幻想;我就像它一样,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抵达之前,我们在林子里走失了,我忘了是我先找到了你,还是你先找到了我。我们在开阔的湖畔重聚,沙滩像记忆里的一样柔软。我们把帐篷搭在湖岸边,一百万只吸血鬼围绕着穿着雨衣的我们打转。我沿着沙滩跑了一圈,把所有的蚊子都引诱到头顶的空气里,然后再火速冲进帐篷,拉上帐篷拉链,留蚊子在原地晃神。他也照样做了。“我只带进来了两只蚊子,你带进来了五只——我赢了!” 

我向你承诺塔圈中的花岗岩石壁,那大岩壁爱好者最爱的潘哥拉。塔圈是冰川褪去留下的花岗岩盆地,群山把孤影湖拥抱在臂弯里。我从一根湿滑的木头上过河,试图用登山杖维持平衡,下意识地把杖子伸进了水里——水哪有陆地那么结实,我(又)啪地一声摔倒,这次是摔在河畔的淤泥里。你笑出声来,我怒色相向。

你跳进冰川融雪的孤影湖,我又怎能在岸边呆呆望着你?湖水很冷很冷,我洗干净了身上的淤泥。那天晚上,我们在岛湖畔扎营,那是我在三年前睡过的同一个地方,我记得那块大石头,也记得夕阳落下的时候,象鼻山变成红鼻山的样子。

我向你承诺绿河源头一落千丈的河谷。大陶也已追上来了,我们四个人沿着之字形的下坡奔跑。你在和大陶聊着到达加拿大边境之后的安排——大陶的爸爸会来终点接我们回家。我们不想回家,我们想去墨西哥的海滩晒太阳,想去加拿大的雪峰看冰川。我不想回家,我要永远留在这个夏天的风里。

我和你在黄昏的草滩边走。绿河在身边蜿蜒,那翡翠色的水流翻着乳白色的浪花,半透明地渗着清凉的水汽。绿河终究是绿的;它汇入大河、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科罗拉多河的时候,依然是绿的,只是绿得不再干净稚嫩了。它夹卷的东西,会随着海拔的降低,越来越沉重。留到墨西哥的时候,它就只剩下盐了。

我们离风河的出口不远了,山谷里的炊烟和人生多了起来。天色越来越暗,你在我前边,影子模糊。前方传来奇怪的声响,有什么巨大的黑色的东西,伏在树上,兮兮簌簌。你突然停住,后退、转身:“是熊。” 你轻声说。我不怕熊,我说。我要去看它的样子。我还没在CDT上见过熊呢!你已经撤退到了草滩里,我屏住呼吸,站在大树旁边,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可怖的摩擦声。我也退却了,和你在草滩里绕路。野草很高,淹没了我的腰。

那棵树越来越远了。

我们走在黑夜里,打开头灯。你比我还怕熊,一路敲打登山杖。我在后面大声唱歌。后来我便不再唱了,因为绿湖的对岸,传来了更响亮的歌声——有群男生在大合唱。我闷闷不乐,因为歌声噪音太大,太不适合这安静的深林的夜;你郁郁寡欢,“万一豆豆和他们在一起呢?” 

你的派对细胞在跳跃,想去看个究竟,跟那群人唱歌、生火、喝酒。

我们没有去。


我们去了停车场。那是第二天的早晨了,风河的烟雾都在身后,绿河变成了绿湖,山谷的巨人耸立云霄,那高差是我在喜马拉雅也不曾见过的。我们没有搭车离开——Dubois镇还有一天半的距离。

我在科罗拉多步道结束之后,问长沼:你去过西耶拉、北喀斯科特、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和科罗拉多的落基山脉,你最喜欢的山脉是哪?

他说,是风河。

我们把大陆分水岭上最美的山脉抛在身后了。Deep没有我那么恋恋不舍,他还循着豆豆的脚印,念叨着大陶怎么还在我们后面。我们停下来吃东西,我摆弄着耳机,不肯走。

他看到我在刻意拖延,突然怒了:“我再也不跟你一起走了!” 说完他就扭头离去。

我没有追,而是慢慢地拿起包,慢慢地挪脚,慢慢地推开漫山的杂草,慢慢地上坡。风河的边界是个残忍的地方,壮丽变成了荒芜竟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在绿湖北部到黄石之间,又好似塞进了一个大盆地的凄凉。风河,你为什么把自己藏得那么好呢?你是在躲着谁么?

午饭的时候,我在河边洗脚,才发现没了Deep,也就等于没了我这六天来依赖的勺子。这几天他帮我泡饭、再把勺子和罐头一起分给我。我在水里洗干净了V型的帐篷地钉,一“勺”一“勺”地刨米进嘴,竟也能吃。我的粮食不够了。他已经走得很远了吧。

Guthook App显示出了风河最后一个山口的名字——枪眼山口。多么有火药味!自此以北,直到冰川国家公园,再没有高山了。我不知是高兴还是失落,慢慢地爬着根本没人维护的步道。离开风河了,这段路便无人问津。

在接近枪眼的时候,我看到那上面横着的木篱笆,和木篱笆上立着的一个小黑影。瞎眼如我,不敢眨眼。果然,黑影动了。那是个人。

我最想见和最不想见的人坐在上面。他看我走进了,从篱笆上望着我:“你究竟在做什么?”

“别担心我,我真的只是想一个人走一会儿。豆豆不也偶尔这样么。” 我看着他,眼眶不自觉地湿了。

“……”

“我没事。刚才没勺子,我也照样用地钉吃了米饭。”

“你的食物还够吗?”

“不太够,不过能撑到高速公路。”

“我发现了一条更短的路。” 他给我在地图上指出路线。“今晚我们在这一带见?”

“好。”

“行吧……你保重,我不烦你了。” 

他抡起背包,抖抖灰尘,下山了。走了几十步,他突然停下来,转过身,在我唇上吻了一下。

我终究该怎么逃脱他呢?

当晚,我没有跟他见面。我感到了巨大的饥饿——先是大盆地的200公里,又是风河艰难的7天,我的身体开始自我腐蚀。我在计划食物的时候井井有条,相信自己这次(终于)带足了一周的分量。可是7天的量,永远只能吃5天;5天的量,永远只够吃3天。

我在规划食物上,终究还是个白痴。

在枪眼山口之后的下坡,天气愈发炎热,牛群在远方的巨大草原上聚集,起码有几百只,那情景让人想起非洲和《狮子王》。我连连走错了几次路,野路和步道和错综复杂的吉普录纠缠着。我看着那奔跑的牛群,听着它们牟牟牟的叫声,嚼完了一整袋牛肉干,是牛的悲剧也是我的悲剧。

研究了地图,我发现一条土路直接连结进Dubois城的高速。这条土路的名字叫South Pass Road(南方山口路)。南方山口是大盆地之后、风河之前,我和Deep路过的一个历史遗迹,那座小城现在只有2个居民,整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每个房子都是展室,叙述着西进家族、跨州铁路、采矿者和梦想家的冬天们。

南方山口之后,就不再是南方了吧。但经过这里的人,都不向南,而是向西,向风和沙去。

在土路前的最后一个土坡,我竟连上坡的力气都没有,坐在原地,休息了整整二十分钟。那微弱的晕厥感,让我想起曾经的几次昏迷——第一次是高中毕业那年的某个清晨,我在纽约皇后区出租的房子里洗澡,竟在浴缸里晕倒,头撞到瓷砖上。第二次是大学的公交车上,车里的空气停滞,一晃一摇,我不知道自己是更想晕厥还是更想呕吐,竟也坚持到了下车。

我想起了我跟麦克大爷开的玩笑:我们这样的人,不怕低血糖,就怕高血糖。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我沿着南方山口土路向东,去寻高速公路,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公里还能抵达。土路旁有着巨大的标牌:“灰熊出没!” 沿路有不少车进来,却没车出去。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何。

房车主人的儿子替他父亲回答了我的问题:从这里到高速还有19公里。

我继续迎风走着,天边有粉色的云。今晚的夕阳尤其寒冷。

我想着几天前的圣殿山口。在山口南边,我们遇到了安妮什。我兴奋地戳着Deep, 让他给我们拍照合影。出乎意料的是,安妮什还记得我。两年前AT上的白山,她梳着可爱的小辫子,穿着长裙,要在一天之内赶到我离开了五天的地方……现在的她,看上去更自在,更快乐了:她这次一定不是来破CDT的速度纪录的,我想。一个男人跟着她走;之后有人告诉我那是她的男朋友。

“他能追上安妮什吗?” Deep问。我瞪了他一眼:“我还不是照样追上了你。”

需要追上的时候,就自然会追上了。

可Deep差点没在圣殿山口追上我。我们望着眼前40度倾斜的雪坡,踌躇着上山的路线。我不想踩雪(虽然这是Deep的强项)。他决定跟我一起爬雪坡右侧的石头坡。

Deep在我右侧的石头海当中,被巨石挡住了影子。我们不能前后而行;如果上面的人滑倒、或者踢下碎石,下面的人很有可能头破血流,或者直接两人坠下山崖。

我抓着碎石、尘土和偶尔的一两块稳固的大石头,把重量寄托在摇摇欲坠的峭壁上。好似经过了20分钟,我终于到顶了。山口的石头杂乱陈列,没有他的影子。

我花了这么久才爬上来,他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先下山了吧?

我往山下走,却怎么也不见他。

山口的另一侧是巨大的圣殿湖,湛蓝的镜面反射着没有云的天空。圣殿峰(Temple Peak)垂直的岩壁,俯身看着渺小的我,发出没有声响的嘲笑。

直升机。悬崖。 911。王朝翠。——一些词汇快速掠过脑海。

我听见有人在叫喊。那声音被风挡住,听不清楚。

我猛然回头。一件蓝色的雨衣在远方的黑石头上跳着,一蹦两蹦。

蓝雨衣蹦到粉雨衣面前。

粉雨衣把头埋进他的臂弯里。

“没事了,没事了。” 蓝雨衣说。他们放下背包,一只红,一只绿。

圣殿峰的岩壁,开始反射夕阳的金光。


“帮我把绳子理一下,太乱了。”

“你要多少?”

“二十尺。” 他顿了顿,头灯闪在我脸上。

他把绳子绑在石头上,另一头系着我们的食带。他向后退了两步,把石头奋力扔向天空。石头冲上天,把绳子带过了一根细小的枝桠。

“不行。不是这根树枝。我想要那根更高更粗的。”

这是从Dubois离开后、前往黄石的第一夜。这里离国家公园的边界还有30公里,但我们早已身处于美国大型哺乳动物数目最多的区域了。

Deep再次向后退了两步。这次他吸了口气,蹦了两尺高。石头带着绳子冲上树冠,劈开了树枝和叶片的阻挡,划出一道抛物线,从一根粗壮的树枝另一头垂挂下来。

“太棒了!放绳子,再放一点。”

我们把挂了大石头的绳子放低,另一端的两个巨大食品袋,被吊离了地面,三尺,四尺,五尺。食带悬在空中了。

“糟了,我忘了怎么系丁香结……” 

他在挂着石头的绳子那头,试验了各种打劫方式,但均不是最靠谱的丁香结(clove notch)。

“抱歉,自从几年前走完AT之后,我就再没挂过食带了……”

我一算:六年了。

完了。

我从没挂过食带;只在网上看过一两个视频、读过雷贾丁的《PCT指南》里描述。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懒惰),我压根没有在林子里挂食带防熊的欲望。AT上的钢索熊挂、PCT上的熊罐和熊盒子、还有我一贯的“和食物睡在一起、因为黑熊有领域性”的主张,已经足够从心理层面减轻焦虑。然而此处,这一切都行不通了。

我们面对的不再只是黑熊,更有灰熊。

“灰熊,是黑熊的升级版(还记得指环王里的灰色甘道夫吗?)这是陆地上体型最庞大、奔跑速度最快、最为凶残的哺乳动物之一。为什么灰熊这么狠?因为它们生活的区域主要是北部的高山、苔原和冻土,可以吃的东西很少;阿拉斯加海岸线旁边的灰熊可以捕食三文鱼,长得比较肥大;内陆的只能用吸盘嘴吸一吸蓝莓,长得比较瘦小。灰熊体重300-1200磅不等,爪子可以有3英寸长。恶劣的生存条件让它们不得不捍卫领地、全力捕食……灰熊是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署的保护动物,在很多区域不能狩猎,数量还有上升趋势……” 

——我自己博客上的戏谑文字,对此刻克服恐惧毫无助益。再加上《林中漫步》里比尔布莱森长篇大论的熊吃人的惨烈描写、小李子的《荒野猎人》的熊扑画面、和《徒步者》杂志上的那幅插图:橙色的区域是黑熊聚集区,红色的部分是灰熊聚集区,灰色的部分是山狮聚集区……而黄石,是惟一的黑色。

上面还有一只骷髅头。

“我想起来了!我的手机里有示范绳结的APP!” 他大吼。

我离开他,去帐篷里找出他的手机。我们在头灯的光下,笨拙地翻出丁香结的打法。还是不成功。

我终于开窍了:“我们把树枝的方向拿反了,手机上的视角是倒过来的。” 我把手机调了个头,绳子在上、木棍在下,一目了然。

Deep终于把结打好了。我俩在黑夜里站着,仰头盯着飘在空气里的两坨东西,大气也不敢出。

一个小时之前,我们找到了这个被遗弃的森林小屋。小屋属于国家森林树的护林人,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门上有一个密码锁,是四位数。我们试了黄石国家公园的成立年份(1872)、美国独立(1776)、今年的年份(2017)等各种组合,锁依然纹丝不动。霜气沉在草上,把草压弯。乳白色的冷雾盖在齐腰的草莽上。不论是一年中的哪个季节来黄石,这里的夜总是那么冷。

我回到帐篷,掏出背包。Deep突然说:“石头,下次一定要记住,不管我们是去上厕所还是挂袋子,都不能忘了随身带熊喷。”

“好,知道了。” 

“你手里的是什么?”

“牙膏。我要去刷牙。”

“你疯了吗?我们辛辛苦苦把袋子挂上树,岂不是白费功夫了?”

“……”

突然,有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我的心跳停止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去寻那食带。那一黄一蓝的两大坨含有几万卡路里的“燃料”,还挂在树上。没有风,没有光,大地很安静。连草地兮兮簌簌的声音也停止了。

帐篷塌了下去。原来,是某根支架断裂了。

我们把那根支架用医用胶布勉强粘贴起来,凑合着睡下了。说来可笑,帐篷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几微米的尼龙屏障罢了。

一夜寂静。


徒步大陆分水岭,不需要专门的徒步许可证——在黄石和冰川两个国家公园除外。我们在Dubois给黄石的公园管理处打了电话,预订了四个人的三晚的长距徒步露营地。据说,黄石护林人对CDT徒步者有偏见(准确地说,是黄石护林人对人类本身有偏见),逮着了乱扎营的人,必定重罚。

(我在五年前第一次和朋友来黄石露营的时候,就因为白天游玩的时候把酒放在营地桌子上,被罚款了80美金——我对这事倒没什么意见。自此之后的五年,我再没乱放过食物,倒也换来了从没被熊光顾营地的“业绩”。)

但是,我再次计算营地的距离,发现了一个疏漏:第一晚和第二晚的距离是30英里(48公里),第二晚和第三晚之间只有16英里(25公里)。也就是说,第二天我们要奔命赶路;第三天又过于轻松。如果我们把第二天的距离减少一点,刚好可以去格兰特村补给。

可惜,我发现这点的时候,大陶和豆豆已经走得很远了。Deep坐在河滩边等我。

“我今天要去格兰特村。已经决定了。” 我说。

他面有愠色,我也闷闷不乐。

“你承诺过,再也不走30英里日的。” 我想把这几个月郁积的火气都发泄一通,但是忍住了。

“我要跟大陶和豆豆一起。” 他说。

我一点也不意外。“但是,你今天也没和他们一起走啊。”

“ ‘和他们一起’, 并不代表一定要黏在一起走。我们仨很久没在一起扎营了……I just want to keep the group together (我只想让团队聚在一起。)”

“好。好。” 

我继续往前走;他留在湖边和一个南行的CDT徒步者聊天。我快没水了,但就是不想在湖边取水、待在他身边。

一英里之后,眼前出现了一截木板桥,我俯身去接桥下的水。

水竟然是温热的!

我赶紧把那水倒掉了,心中却狂喜。这是我第三次来黄石了——之前无不是驱车千里、在景点挤破头看看喷泉、在小卖部里逛吃逛吃。但这次不同:从CDT上接近黄石,还未接近热泉的密集区,就先感受到地热、抚摸到硫磺水。虽然那水不能喝,甚至不能碰,但它比隔着木板、呆滞地盯着老忠实泉,要“切肤”得多,性感得多。

再往前走两步,步道左边的两米见方的小池塘里,竟然冒着气泡。水面有白色的蒸汽。我感觉脚下热乎乎地。原地坐下,大地深处的能量传到体内。今天清晨那冰冷刺骨的蛇河河水(我们淌水过河了三次,河水齐膝盖),在此刻被温暖的地热抵消。

Deep追上来的时候,我还坐在地上“晒屁股”。一对单日徒步的情侣从我们身边走过。他抱了抱我:“我们一起走到公路边,好么?” 步道太窄,我们没法并肩走。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偶尔在路上留下DFBR四个字,再画上一颗很丑的桃心。

我到达通往格兰特村的公路的时候,Deep正在帮人推车。那停车场好似刚刚翻修过;潮气和雨水让泥土松软。三个成年人和两个小孩齐心协力,车子很快就突出重围了。

Deep是在帮我增加搭车的机会么?我心里一暖。车主是一家法国人。他们递来两瓶啤酒、一大盒饼干。可惜,他们刚从格兰村出来,正要去步道上徒步;待他们走后,我和Deep重新收拾了背包,把啤酒喝完。

“快下雨了,祝你搭车好运。” 他说。“明天见。”

我走到路边、竖起大拇指,大雨也准时砸下来。没想到,公路上出现的第一辆汽车,就在我面前停下了。整个过程不到两秒钟。

“Wow. ” 他笑了笑,被我的搭车运折服了。

格兰特村(Grant Village)小卖部在短短10分钟内被俩车华人旅行团攻城略地,幸亏我眼疾手快,和同胞大叔大妈争抢那惟一的5个苹果、3个桃、4盒酸奶的时候占了先机。苹果一个一块五美金,桃子的价格我已经不想看了,酸奶6刀一个,我掂了掂,又放了回去。我买了三瓶汽水、一瓶能量饮料、一个Deep爱吃的牛油果酱饼干、几个甜甜圈,就快速撤离了。

车营地的老大爷正要打烊。他耐心地给我解释徒步者营地(徒步走进公园的;不是来公园徒步的)的位置:“沿着这条路往右走,到F区右转,你的营地在团队大营地的旁边。” 我支付了8.88美金露营费,借着头灯的光,向黑暗里走去。

已经八月中旬了,黄石的夜还是像记忆中一样凉。那年,我们在六月的风雪里,匆忙收起了帐篷,撤离公园,去蒙大拿找了家旅馆过夜。今晚,我洗了头发、换上干净的袜子、穿上羽绒服,在黑暗中牙齿打颤。

团队营地并不难找:先飘过来熏肉的火香、牛排的奶香、柴火的碳香,再听见尖利的孩童的叫喊声和撕打追逐声,最后看见两顶大蓝布遮阳棚和厕所的光。我今晚的“床位”,就在厕所和那个起码有20小孩的夏令营营地正中间。昨晚,我和Deep因为一管牙膏的气味而吵架;今天,几百个煮着各式鸡蛋饼烤肉卷炸鸡起司牛排肉酱面、喝着可乐吃着薯片的人类聚集在这方圆几公里的巨大引熊气囊中。营地的熊盒子在飘香的烧烤味中形同虚设。

我的营地很空,没有一顶帐篷。偶尔一两个上厕所的小孩,一边尖叫、一边追逐着跑过林子。我坐在餐桌旁边,喝着汽水,灭了头灯,抬头看黄石的夜空。

还剩多少个夜晚了?

一辆SUV闪着车灯,停到桌子面前。车上跳下一个男人。厕所的灯光不算亮,我看不清他的脸。

他走近了:“你也在这里过夜?” 

我点点头。他有卷曲的黑色头发,额头和下巴很宽厚,嘴唇上下有着小胡子。他看上去不像个徒步者,但年纪和我差不多。他跟车上的挥挥手,从后座拖下一个大包、一卷睡袋,把它们倚靠在桌子边。

“你好,我叫John。看来我今晚有个邻居了。”

John是来黄石探望哥哥的;哥哥在黄石当皮划艇向导,John每年夏天都会和他一起徒步几天。他给我看今天早些时候在公路边拍到的灰熊视频。

“你是搭车来黄石的么?”

“不是……我在走大陆分水岭。”

“大陆分水岭是什么?”

在用三言两语解释长距徒步之后,John聊他的热爱徒步的嬉皮家庭、老牛仔父亲、搭车美国的经历、他当时的泰国女伴,(“和你挺像”。)

“我的同伴现在Summit Lake营地,明天早上我去给他们送补给。” 

John似乎没听到。“我们来生个火?” 

去林子里捡了木柴之后(“这些柴火真好,一看就知道你是内行”),我们站在火堆边。我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手机找信号(“2012年,这里还一点信号都没有,现在居然有微弱的AT&T了”),他继续聊着曾经的徒步经历。我礼貌地点头。

“你要不要来点酒?”

“谢谢,不用了,我手里的还没喝完呢。”

隔壁的童子军们禁言了。我看了看表,11点。“抱歉,我必须得睡了,明天还要赶路。” 我退回林子里,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放进熊盒子。

第二天,John的哥哥把我送到步道口;我走到了Deep他们仨昨晚扎营的营地,发现他们居然才刚出发。

豆豆得了那瓶能量饮料,嘻皮笑脸地说:“当年我连续25小时不睡觉的时候,喝的就是这玩意。今天只走25英里,喝这货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 

风河的白烟阴魂不散,整个分水岭都被一个灰手套罩住了。我们在大湖边午休,那天色阴沉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空气中有种复杂的味道。

到达孤星喷泉的时候,我们在围栏边的签到簿读到了它上次的喷发时间:3点40分,40分钟之前。Guthook App上有人在留言栏写:“孤星喷泉每3-4小时喷发一次,高达10米,值得一看!” 我们四个人已经完成了25公里徒步任务,便各自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在孤星温泉旁干等。

我们各自看起书来。大陶的书读完了,他陷入了生存危机,便抢了豆豆的书。我抢了Deep的《白噪音》翻看。经过15分钟的扫视,我的评语是:神经质。大陶和豆豆同时笑了出来。

我和Deep换上了晚上的衣服:我穿着雨裤、披着破了5个洞的粉色雨衣;Deep披着蓝色雨衣,和我一起把鞋子脱下来,光着脚。脚是黑色的,指甲缝之间沾着黑色的灰尘。我的小脚趾指甲盖早已经被磨没了。

一个游客从步道的另一头出现,在冷寂的池子边上踱了两步,斜着扫视了我们一眼,试图掩饰一半诧异一半惊恐的表情,匆匆离开了。

我们轻轻地笑了,摇摇头。这不怪他:四个穿着怪异、赤脚、耗三小时就为了等喷泉绽放几分钟的人,的确是挺让人毛骨悚然的。

第二天,我们在离老忠实泉五百米的阁楼上,看几百个人绕着池子一圈,对黄石的第一景顶礼膜拜。比起昨晚夜幕降临、最后一丝天光下,那冲天而起、离我们近在咫尺的孤星,老忠实泉被更多人拥着,却看上去更孤独。

我的眼睛在人群里找着。

我在找那个17岁的女孩。她和妈妈、外婆站在一起,目不转睛,长大了嘴巴。她进了小卖部几分钟,推门而出的时候,老忠实就在她眼前绽放了,那泉水飞得好高好高,再优雅地落下。那些站得太近的人,看不见她所看到的完全对称的长镜头。镜头越拉越长了。

Deep拍拍我的肩。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走了。

关于那段路,我该从哪儿开始回忆呢?经过的小镇是Mack’s Inn, Lima, Helena, Leadore, 还是反过来的?山火在哪里烧、我们绕了多少路、搭了多少车?为什么我又发怒了,他是怎么回应的?……

关于那段路,我渴求记住事件的顺序,却只能依稀捡起一种感觉。

天空是土黄色的,山火的烟夕阳埋住了,变成一轮火红但冰冷的落日。黄石以北的土路尽头的小铁盒,盒子里说这里是密苏里河的真正源头。那源头的河滩、错综复杂的草甸迷宫,盖过我们的头顶。挂满了鞋和裤腿的绿色小刺球,熊,漫山的牛,奔跑的郊狼。没有步道,当然没有;ATV吉普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人就像坐在船上,海浪拖着我们的身体,升高再下沉。我们们在蒙大拿和艾达荷的州界上穿来穿去,山体光秃秃的。大天空下的空,一眼望去看不到头的黄色荒草,偶尔的树丛,像海里的孤岛。一只死鹿把水源污染了,我们去绿色的湖游泳,有人从岸上扔了颗石子,湖水泛起涟漪……

Where are you now

Was it all in my fantasy

Where are you now

Were you only imaginary

不知是山火把我的脑子烧坏了,还是日偏食看瞎了我的眼,我把人和事也搞混了。

我记不清那个日本插画家Sketch和另一个戴着羽毛的日本人是不是同一人,记不起钓鱼的爷孙二人在哪个湖边给了你们一大袋葡萄,记不清在哪段路上你们遇到了瑞典的山地车手,哪段路的牌子上说路易斯和克拉克探索美西的时候经过了哪里……

我只记得某次在公路徒步的时候,Deep说了我几句,然后我生闷气地快走,在路口被人搭讪,那人邀请我进城去看《敦刻尔克》,被我拒绝。

我还记得另一次公路徒步的另一次吵架之后,我在路中间发现了一只被车撞死的臭鼬。另一辆车停下,车主说他是个残疾人,但想要和儿子驾车穿越分水岭。他说他的房子就在路的尽头;他没请我们去住,但给我们塞了三瓶冰啤酒。

我还记得你在喜马拉雅电台上听《人性的弱点》,突然想回头,给Deep道歉;但是我没有说,还是说了、他没听懂?

我不记得了,真的。

I’ve loved, I’ve laughed and cried

I’ve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日食来临的那一刻,大地变冷。Deep停下来,往嘴里扔了颗花生。我们没买观测日食的眼镜,只好望天,用手徒劳地遮住偏食的阳光。

这是全世界盼望的节日——南方山口那些只进去、不出来的列车,Dubois卖的日食啤酒,黄石爆满的人群、邮局出售的日食邮票、我们的朋友都驾车来大提顿拍被遮住的太阳……多少人等待多少年,而你们只是凑巧路过,在荒寂的土丘上站着,毫不惊讶。

我对Deep说:有多少情侣能一起看日偏食、跑了80公里的超马、在科罗拉多河的源头游泳?

豆豆听到了,说:不公平啊,这些事我也和你做过……

Now I’ve been crazy couldn’t you tell

I threw stones at the stars, but the whole sky fell

大陶往Deep的包里偷偷塞了块儿大石头,被Deep发现之后,又偷偷塞回了大陶的包里。

我们在Leadore旅馆遇到走CDT的漂亮小情侣,木鱼大叔跟那女孩调情,说那男生是个白痴。

但木鱼给灰鸟打电话的时候,依然深情款款。我把电话抢了过来,对灰鸟说:在男人堆中过日子,挺累的……木鱼把我拉到一边:男孩子之间有狼群思维(Pack Mentality),你要学会理解。

雪和雷是另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滑雪运动员,滑雪通过了整个圣胡安。 雪姑娘帮我修鞋垫(公路徒步让我的脚掌心疼痛)。我看到雷先生在一旁骄傲的样子,心生疑惑:这世上真有快乐的夫妻吗?

中国情侣远夏第三次到步道上探望我(他们来大提顿拍摄日全食),我和Deep又被大陶豆豆抛在身后。跟远夏作别后,我们坐在班诺克山口嚼着蓝莓,终于决定走公路去Anaconda, 可以省掉160公里山路。木鱼见着在路边发呆的我们,被我俩拉下水,我们仨一起踏上了200公里公路徒步的征程……

我不再为掐掉步道而惋惜,甚至宁可用走公路来逃避走步道。我疲倦,拖延,每天最后一个睁开惺忪的睡眼,吃得最多、走得最慢。Deep冠我以“瞌睡虫”“蛔虫”等优雅的新步道名。

我们仨在炙热的午后躺倒在两平米见方的阴凉下——蒙大拿的沙漠里竟然也有约书亚树。我快没水,指望着的水源再次因为重度污染而不能喝。

Deep又指控我是“疯子”:走了这么多路,连水都不记得取够?

Turn, turn away

From the weight of your own past

It’s magic for the devil

And betray the lack of change

Once you have spoken, turn away

我们在白色的悬崖边看日落。一阵风把Deep的垃圾袋吹到了悬崖下面。太阳渐渐沉下去了,Deep要去找那袋子。他寻了一条路,要徒手攀岩;第二条路,到底的时候完全无光;第三条路正对着日落,他侧身伏在悬崖上,把袋子捞了回来。

“还顺道捞了个矿泉水瓶。” 他说。

我们在悬崖上晚餐,他提议玩儿自拍。架好相机,我们跑到另一侧的白悬崖上。

他说:你看,太阳要落在蒙大拿那边了。我哈哈大笑,嘲讽他的常识疏漏。

第二天,他在雷地图上寻了条“有意思”的紫色线路;我们在日落时到达棉木山脚下,两个人都被太阳晒得有点恍惚。

“你确定你想爬这座山么?” 棉木山是作野山,没有步道上去,需要攀爬。

“你如果想,我就想。”

“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一定会爬的;但现在带着你,我更像个向导了……”

“够了,爬吧。”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站在棉木山的顶端。黄昏时刻,山火的烟尘最为凝重,白色的由粉尘聚集的云朵,沉在山顶的周围。山顶是天空之岛,白烟成了环绕孤岛的海水。云下的大地,已经看不清楚了;方圆几百公里之内,我们的山头好像是被大地拖起来、跟上帝亲近的手。

我吃着意大利香肠,讲着在西耶拉的PCT上,独身和大雪奋斗的“光辉岁月”。Deep突然打断我:“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会马上回头。”

我转身,看着血色的太阳,发出一声长叹。

那些争吵的原因,我早就忘记了。我在Mack’s Inn气地踢飞了可乐瓶,在日食头一天的傍晚气急败坏地跟他互扔花生,因为兰德市的公园太远而互甩脸色……在进黄石的头一天,他第一百次提起在瑞典那无忧无虑的一年,我的醋意达到顶峰。

他滴了几滴眼泪,说:“我只想跟你一起走去加拿大。” 那是我第一次看他哭。

后来,他坚持说,是风把沙子吹到了他的眼睛里。

Deep说长距离徒步就像工作。起早贪黑、兢兢业业,每周5天,每天12小时,日复一日。不喜欢了,可以辞职;喜欢可以一直做下去,甚至还能跳槽、升迁。我们打怪兽升级,迎接挑战、处理人际关系。步道就是我们终极的老板。

我说,长距徒步就像婚姻。一定契约,共走一程。柴米油盐,嬉笑怒骂,欢喜哀愁,平淡寂寥。终究,人和步道之间,谁也不懂谁。

城市里的夫妻,很少有连续48小时形影不离的。回到同一个家,在地理上的固定的重聚,并不一定代表心理上殊途同归。而在荒野里行走的我们,已经连续共处了不知多少个48小时。我们在地理上日日迁徙,仿佛摆脱了牢笼;但囚禁我们的终归不是这个世界里的山川江河,而是自己身旁的人、和那脚下的长路。

无法冲破躯壳的两个人类,在貌似广阔自由的天地间,终归发现自己依旧孤独。


爱丽丝溪山火:最新情报一览

火灾信息办公室电话:208-xxx-0067,2017年9月4日

蒙大拿,奥古斯都市:昨夜的冷锋伴随大风,将火势向西南方向拓展,蔓延至Telephone Gulch至Greek Creek北支流北部。今晨的直升机侦查会让消防员对火情有进一步的认识。截至昨夜11:50分,路易斯克拉克郡警长办公室发布了Landers Fork的撤离命令。执法机关说明Elk Trail Loop的能见度不到25英尺。爱丽丝溪盆地的人员也在昨晚被疏散……” 

— Great Basin 地区救援小组

蒙大拿,林肯市:大陆分水岭徒步者被山火围困

对于已走到蒙大拿的CDT徒步者来说,大雪、干旱和热浪都已不是能让他们改道的因素,但今年蒙大拿的山火季却让这群徒步者被迫偏离路线……‘我们到林肯市的时候,才听说鲍勃马歇尔荒野区着火了’,24岁的Corey Burrows说。‘现在我们不得不走公路去奥古斯都市。’ Burrows和他的队友仅仅是十几个在200号高速上沿路行走的CDT徒步者之一。有更多的徒步者在林肯市滞留,等待情况好转。徒步者依靠电话、短信和脸书了解山火最新情况,但因火势时刻变换,前方徒步者发来的信息并不一定可靠……”

— Great Falls Tribune报,2017年9月4日

“我安全了。我是官方上最后一个通过鲍勃马歇尔荒野区Spotted Bear路线的徒步者……可怕的区域,到处都是火……这个区域有很多被关闭的步道。建议后来人买份鲍勃马歇尔荒野区的纸质地图,没这玩意我走不出来。#cdt #bobsucks ——伍迪”

“我们从Benchmark补给点离开,去了奥古斯都。在这个区域走了几天之后,我们决定我们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得以让我们继续前进……到达市区向消防人员了解后,我们得知昨晚所有的火源都因大风而增长和改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到处都在着火,情况时刻变化,没人了解全局……”

“冰川国家公园高线……离国境线不到4英里。什么?高线关闭?我需要马上撤离?沃特顿(CDT终点)的游客中心被烧了?天哪,起码让我走完吧……——松果”

——Facebook, CDT Class of 2017小组

“看新闻了吗?哈维飓风?休斯顿被淹得好惨啊,那些水里的车……天哪……”

“当然看了,今年天灾人祸可真多啊!不过我们州的火烧了这么久,还没上全国新闻……”

9月2日,上午8点。我、Deep、大陶和豆豆四个,正躺在旅馆的床上,屏住呼吸,听着房间外的清洁女工的谈话。我们所在的海伦娜市,在林肯镇以南70公里,鲍勃马歇尔荒野区以南140公里,加拿大国境线以南350公里。

起床后,我们去市里喝早茶、吃铺满蓝莓和草莓的华夫饼;中午先看《敦刻尔克》,再找了个烤肉店吃饭;晚上他们仨继续泡在电影院里,看《极盗车神》,我在海伦娜市区逛夜景、买补给。广场上的人们围着乐队跳舞,若无其事。

Deep回来了,带了一份《鲍勃马歇尔荒野区地图》。

自从我们去参加了Leadville的跑步比赛,路痴大爷便一直遥遥领先。他最近腰伤复发,在海伦娜休息了三天,被我们赶上了。送他回CDT的老夫妻,见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便开始讲解蒙大拿的新“特产”:山火。

“这玩意儿叫做Flash Drought”,老大爷说。“‘急速干旱’。落基山脉去年冬天下了特别多的雪,春天草木疯长,吸干了地表的水分。夏天到了之后……咱们有多久没下雨了,亲爱的?”

“上次下雨是五月。” 老太太瞪了她丈夫一眼。

“对,五月。总之,整个夏天就没啥降水。草在几周之内就都枯死了。”

我们望着天幕下的大平原,那黄石北部的“大天空”,满眼都是黄色:黄色的野草,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天空,连树林都泛着黄光。黄色之上,点缀着黑色的牛群和牛粪。三只牛在土路上漫步,高傲地撅着屁股。三个男孩和路痴大爷,傻乎乎地跟在牛背后。

土路千篇一律,我毫无动力。三个男孩围坐在栅栏边上等我:Deep躺倒在荒草中间,大陶坐在篱笆旁看书,豆豆和路痴大爷聊天。我走进时,他们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石头,最好让Deep帮你取水。”

“咋了?”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翻过栅栏,走到水井边上,往下一探,便看见一米半深的井底,只剩了不到两寸的水。Deep拿着我的Sawyer水瓶取水,他探入井底,肚子做支点,整个身子都消失了,只剩下悬在半空中的腿。如果此刻踢他一脚(我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他一定会整个人翻进井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帐篷上盖了一层白色的东西。

“我们被火山灰埋了。”

“是山火灰,不是火山灰。” Deep纠正我说。

在林肯的酒吧里,树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我上前去抱住他。他瘦了一些,但还是记忆里的那棵粗壮的大树。自从派镇的步道天使日之后,我们便再没见过。蒙大拿的火,把所有人都困在了一起。

“步道从这里开始,全关了。连改道的路线都关了。山火转向了,把备选路线都烧了。” 树人带来了悲惨的消息。

“北边呢?”

“鲍勃马歇尔里有两三个火,冰川和沃特顿有个大火——他们说整个国家公园都要被关。反正,沃特顿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已经烧没了,有个老酒店也没了,整个湖周围的人员都撤离了,CDT终点纪念碑也别想去了。伍迪和晕羊刚刚到,就给国家警卫队的船遣送回来了……”

第二天,三个男孩沿着林肯东部的200号高速公路,打算一直走到奥古斯都市。大陶是个“纯净式”徒步的信奉者;除了那大盆地的因食物中毒而缺失的100英里,他的步子完全是连贯的,没有跳过任何路段。豆豆和Deep也受到了感召,跟他们的好哥们儿一起压马路。

我没这么有气节。走80公里的公路,对我而言生不如死。于是我果断和心如死灰(山火灰)的树人一起搭车去了奥古斯都。车时速80公里/小时,我们坐在皮卡的后面,在风里瑟瑟发抖。

不久之后,我们终于看见了一切的源头——冲天的白烟,在离高速几百米的林子里,扶摇直上。树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灾离公路这么近了!天哪!” 我则迅速掏出手机拍照。

Deep在下午三点就叛逃了马路党,也理智地搭车到了奥古斯都。为了抚平自己的歉疚之情,他还顶着蒙大拿火场的午后艳阳,去外面跑了一个小时的步……大陶和豆豆走到的时候,已经夜里一点了。他们精疲力竭,倒头就睡,第二天疲倦地给我们看路边3只响尾蛇的视频。

离开奥古斯都的晚上,我们经过了一个水库。“原来蒙大拿还是有水的。” 我们一半嘲讽、一半心酸地说。Deep脱光了衣服(裸泳是他的癖好之一),在口岸上十米助跑,扑通一声跃进水里。

豆豆傲娇地拒绝取水:“我不想喝任何沾过Deep的生殖器的水!”

然后他乖乖地从水库里接了两升水,煮了泡面。

在CDT的最后几天,或许是我的徒步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我很忙。忙着想,也忙着忘记。

我在想:日志还差几篇?上传了没?徒步数据算好了吗?哪里有Wifi?

我在想Deep回到欧洲之后的选择:他该去奥地利的Innsbruck,还是去德国柏林的洪堡大学念硕士?他未来的姑娘,是棕色眼睛还是蓝色眼睛、腿有多长、会攀岩还是会跳舞?他会在哪里爱上谁,那个人又会多么不像我?十年后,他还会邀请我去欧洲吗?那时候我还会在乎吗?

我在想前些日子看到的某个前男友的结婚证照片。

我在想CDT之后,去加拿大还是去墨西哥(墨西哥遭遇了飓风,我也就不用思考这个问题了)。去哪些景点?在哪里租车?要在沃尔玛买大锅饭的炉子吗?Deep车技如何?应该没有我差吧……

我在想奶爸,想着他九月初在Facebook建立的小组:“给我你们的爱”。奶爸被诊断出了癌症,他说他的肾、肝、脊椎,都“亮了”。我在想那座华盛顿的长桥,桥上的彩虹,桥下的洪水,桥另一头的已经到来的日子们。

我在想丹佛的三重冠仪式,和住在那座城市的朋友们:Clarice和Brandon,已经多久没联系了?他们还会记得4年前沙发客接待的那个中国女孩吗?其他那些在我故事里出现和没出现的人,现在还在同一个地方吗?我还能找到他们吗?

我在想去年,来波士顿养伤的阿苏。我对他说:想去的地方太多了,但人生没有几个夏天给我徒步。他回应:人生也没有几个冬天啊。

然后我发现,我其实什么关键的事儿都没想,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脑袋是空的。

我没想“三重冠”是什么,它从哪天开始进入我的人生、是被谁下的毒,以及它给我带来的或带走的一切。

我没想回到奥斯丁的日子,哪天见老板、哪天开始工作、要不要买房、是不是该投资了。

我甚至没有关于大陆分水岭的闪回,除了一些零星的片段:Deep在Dubois的小教堂早早起床,打扫卫生、做早饭、写搭车牌子;我们仨在昏暗的水库边上抢着大陶的手机、挖掘他的交友软件;大盆地之前、新墨西哥之后的那些死掉的树;黄刀叔扭头而去的那天……

我没有什么回忆,也没有什么展望。一切就像是一条平静的河。

在遇见了Deep三人以后的日子,我便没有再写日记了。

在遇见了长距离徒步之后的日子,那些因此退去的潮水、关上的门、被忽略的颜色、买了但并没有读的书、林子中那岔开的另一条没走的路,我也无从体会了。


我在想家。

在风河之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情绪和徒步状态每况愈下,心思越飘越远。

“中国长城”是一面绵延了十公里的花岗岩石壁。在那些网上的照片里,漫山遍野的熊草在血色朝霞映衬下的石壁之前恣意生长。中国长城,面向东方。

然而我头顶的天空,没有太阳;眼前的石壁,只有黯淡的被烟雾遮蔽的黑色躯体,像个浑浊的泥潭,吸附一切。眼前一株熊草都没有。石壁前面,三个男孩啃着能量棒。没人感到兴奋。

我没告诉他们,这里是我在整个CDT最想拜访的地方——中国长城应该是有我的民族的风骨的。它的名字里,也有我的名字;它的形状再雄伟,也比不上故土的那座绵延漫长。

长城被山火的浓雾淹没了,我对大陆分水岭的最后幻想也覆灭了。

我的感伤变成了愤怒:在山火的边缘走了一个月,吸进的大颗粒粉尘,那些眼睛红肿干涩、咳嗽不停的夜晚,还有那数不尽的被关闭的步道、再也看不见的景色……徒步的底线是什么?是伤害自己的身体?是追逐一个模糊的头衔?是不在乎走无聊的公路?是为了追逐队友而委屈自己、改变自己?

我越想越难过,坐在大石头上不肯动。

我对Deep说:你们走吧,我要回头,离开这个鬼地方。这么走下去,没意思。

徒步,没意思。

Deep没当真。他第三十五次充当保姆,安慰一个苦恼的小屁孩:“快走吧,我只想走完这条路,结束这一切。” 我仿佛听到了他的潜台词:求求你,绕了我吧,我已经够烦了。

Deep走掉了,我开始哇哇大哭,泪水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就这么自由地流着。我压根没有想止住它的欲望。我哭着走过中国城墙,步道离真正的岩壁还有一百多米的距离。我的手没碰上去。

我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一小时,在渐黑的天色下不开头灯。树,石头,岩壁,飞鸟,都慢慢褪去颜色,只剩下形状;然后,它们连形状也没有了,只剩淡淡的影子;影子都消失的时候,我跟他们之间,就只剩下一种叫做“感知”的东西。

但是我看不见的,并不代表不存在。我看见过Deep吗?还是只看见了我想看见的关于他的种种?或者我只曾从他的眼里搜寻那个我想看见的自我?

第二天,Deep为了安慰我,跑步回了中国城墙,想拍一张被朝阳映红的大岩壁的照片。可是山火的浓雾在清晨和傍晚最沉重,早上的能见度甚至比昨晚更低了。他大汗淋漓地跑回来,摇摇头。

“没关系,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之后的内容,诺娅还没有写出来。不过具体是什么内容,也已经不重要了。不是么?

17 Feb 2021

大陆分水岭回忆录连载2

点击此处阅读《大陆分水岭回忆录连载1》。

我坐在路旁的沙地上,呆滞地看着头顶的蓝色,大地的苍黄。沙土没有边界,坚硬的植物向上生长。一把白色的镰刀悬在宇宙中央。

我在哪里?我要去向何处?我是怎么走到这步田地的?

我的理智还是清楚的。四肢无力,多半是因为缺水、缺电解质、缺碳水或中暑。只要逐一击破,便能恢复体力。若是感染了寄生虫,稍微棘手一点,但也能慢慢恢复。

但此刻我只想停下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

我靠在背包上,瘫坐着。把脸扭向左边,地平线上有一个“我”慢慢靠近。她穿着和我相同颜色的上衣,背着相同颜色的打包。我揉了揉眼睛。莫非出现了幻觉?

那个“我”走进了,才发现是加州大妈“双步”,她的老伴“切分”跟在后面。大妈穿着同款上衣,帽子遮住了脖子。

“这段路真是糟透了。” 大妈说。

我勉强拧出点笑容,拍了拍背包上的土,继续和老两口前进。我神志恍惚,只能盯着老两口的腿,走在后面,不让他们觉察出我的异样。

我们经过干枯的河床、塌陷的深谷,穿过层层黄沙,越爬越高。高处有更高大的灌木,更浓密的针叶林。

正午时分,我们来到林中一处荒废的小木屋。木屋的地板破了一半,天花板似有似无,但四面墙还算完好。我走进去,闻着木头腐烂的气息,竟然觉得空气中有一丝阴凉。

我走进木屋内,在一处横梁上坐下,跟老两口一起吃午饭。木屋内的光线很暗,跟外面的世界区分开来,一个在光中,一个在影中。我感到了一点点的慰藉。

分拍大叔总是问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

你们那里能看到娱乐节目吗?

听说某机构(广电总局)每年只进口15部外国片?有没有古巴那种地下倒片、盗版的渠道?

中国的学校都学啥?

能看得到HBO吗?有没有Netflix?

什么?你们看不到Wikipedia?(那怎么学到“真理”?)

也看不到Youtube?(“No Facebook or Twitter either?!)

分拍大叔对中国还存在”互联网“,甚至“互联网产业”,表示诧异。他还是会说:“既然中国不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就没啥好BB的。”

分拍大叔更不理解,我为何依然保留着中国国籍,不想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公民难道不是世界上最“高等”的身份吗?

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加之自己的确很虚弱,口感舌燥,遍不多做辩解。老两口倒是对我偶尔的回应连连惊叹。


下午三点,我们终于到达了三天前、我和树人一起设置的藏水点。

树影之中,英国巨人和两个姑娘躺在背包上。

巨人脱掉了鞋袜,露出黑灰色的大脚,脚趾上缠绕着白色的绷带。巨人说,脚伤没有一点好转,反倒长出了水泡。“糟透了。” 他垂头丧气。

我从奇迹盒子里,挖出了前几天放进去的“幸运饼”。这是一种美国中餐的小特产,饼的里面夹着幸运签。

英国巨人的纸条上写着:“哪怕是再强大的鲸鱼,也对沙漠无能为力。” (Even the greatest of whales is helpless in the middle of a desert.”) 

众人被这应景的语句感染,哄堂大笑。巨人自己笑得最大声。

一个悲剧的沙漠徒步日,突然显得不那么凄惨了。


因为几日前,我趁着和树人埋藏宝藏,提前预习了这一段路线,我在心里有了个数——我想走那两个年轻学生的路线,先上拱门,后上玄武岩。

次日清晨,我和“爸爸”经过了岩壁下方的野餐区域。加州两口子头天晚上在这里扎营:垃圾桶、餐桌、顶棚、厕所,被誉为“徒步者的4大奢华设施”,即使没有水、不能洗澡,野营区域也已经算是给长距徒步者在生活条件上大大升了一个台阶。

拱门名叫La Ventana, 就在高速公路旁边。加州两口子选择走公路,直接能走到拱门正下方;我和爸爸则决定走一条上升到峡谷平原上方的Rim Trail(谷缘步道),可以俯瞰玄武岩的“不毛之地”。惟一的困难是到了山崖之上,没有下山的路;如果不想走回头路,只能从一条很陡的土坡“空降”下来。

我和爸爸没过多久,就沿着谷缘步道上到了峡谷顶部的大平原。步道消失了,爸爸在前面开路。

“爸爸,你猜我昨天从饼干里抽到了啥幸运签?”

“是啥?”

“ ‘你的好运即将来临!’ ” 我得意洋洋。

话音刚落,我一不留神,被死树绊倒,“啪”地扑到在地。

地上,刚好有一从快要死掉的仙人掌……

爸爸闻声而来。见我右手和右腿,扎满了仙人掌刺。

我惊魂未定,谁知道上一秒的“好运即将来临”,竟然是此刻的“仙人掌浴”呢?

好在仙人掌大都已经干瘪,刺扎在了我右手的手皮上、右腿的打底裤上。虽然不疼,但数量不少。如果刺进了肉里,没有拔出来,会不会发炎?

爸爸让我找出电工胶布(duct tape)。自从13年的科罗拉多小径,我一直都带着这种胶布,但几乎从没用到过。按照爸爸的指示,我把胶布粘在手掌上,用力一拉,一大片刺居然附着着,被扯下来了!

打底裤上的刺,更难对付。有一两个顽固分子藏进了皮肉深处,膝盖附近的一小块皮肤感觉疼痛,而电工胶带却黏不上更多的小刺了,只能到达格兰特镇以后再处理。

比起扑到在仙人掌丛里,悬崖速降就是小巫见大巫。我和爸爸小心翼翼地揣测着脚下的沙土是否稳当,倒也用不着“屁降”下坡法。

到达谷底的拱门前,爸爸决定走公路进城;马克大爷依旧搭车进城;我和加州老两口走“岩浆”进城。


这次的脚程,不论是官方还是备选路线,都有一大段在公路或土路上,没有步道。

我不是一个纯粹有朝圣心的智者,也不是一个只爱走路、不顾周遭的运动员。我在乎自然风景、人文体验,希望在山野间听鸟兽虫鸣,在沙漠中感叹宇宙浩淼,或是在近郊的石板路上感受自然和人类交汇的旋律。石阶、土路、木板、绿道、正规步道、没有步道,我全都OK。

唯独公路,我无法接受。更别说是一条建在公路上的国家步道了。

除了吸尾气、走硬路、给司机造成困扰之外,太平洋山脊上还曾经有人因为公路徒步而丧生。公路上看不见荒野的景色,更多的是飞出车窗的啤酒瓶;它极大削减了自然体验,拥有的只是危险、嘈杂、焦虑。

一条国家步道,要把徒步者引到极其危险的公路上,简直太荒谬。可惜《国家步道法》纳入CDT时,并没有提供任何财力、物力、领导力的补助。跟大陆分水岭有关的公益组织已经倒闭了两个。这样有限的资源,让CDT的游说者们无法和私人土地主谈判,没法调动基金会或者信托公司,购买被拍卖的私有土地,更谈不上在沿路居民中扩大影响力。

新墨西哥这个家庭收入中位数排在全美国倒数第4位的大州,虽然能靠着国家实验室、导弹发射基地、高等学府,从联邦吸取资源;可经过她的国家步道,却是零零散散,支离破碎。

在派镇的时候,我把青旅里的基本地质书翻了一遍。徒步几年,不认识点石头底毛、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有点说不过去。书里说,从派镇到格兰特(Grants)的这段路,是新墨西哥地质地貌最有趣的地带。这里远可眺望Taylor火山,它在两百万年前喷发过;再近一点,可见西部的火山链 (Chain of Craters)。高速路的南侧是砂岩,北侧是全北美最大的外侵火山岩浆地带。

这一地带火成地貌丰富,玄武岩黑红相间,各种岩浆凝固的情状,在美国本土其他地区是看不到的。虽然是火成地貌,身处沙漠,却有个常年不化的冰洞……Zuni和Acoma两个印第安部落,从火山岩里获取水和冰,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

这里种不了粮食,也没法放牛,玄武岩坚硬,很少有人能走长途,故这一带的西班牙语名为El Malpais, 英语翻译为Bandlands, 中文就是“不毛之地”。不过因为火成地貌酷似太平洋火圈,地质学家也把这里成为“穷人的夏威夷”。

“夏威夷”这段徒步,完全在黑色的岩浆之上。“不毛之地”并不贫瘠:灌木从石头缝中生长出来,遮蔽视野,黑色岩浆不像想象中那样一眼望不到头。岩浆当中有很多裂缝,时而需要跳远、跨坑。这些裂缝中可能有水,甚至有冰洞——“冰与火之歌”,放在这里绝不为过。


走出玄武岩的花园,加州老两口的帐篷搭在离公路口不远的地方。

分步大叔愤愤然地:“刚才进入这片国家森林,没走两步,就看到一对大人领着俩小屁孩,4个人都有来福枪!

“我正想跟他们打招呼,又有一辆车开过去,驾驶员有枪。他拉下车窗,突然间‘砰’地一声巨响……他居然朝着草地上开枪了!理我只有3米!简直难以置信!”

我嘴巴张大,还没来得及问大叔问题,他继续说:“我当时差点说脏话,最后控制住了自己,只吼了一声‘THANK YOU VERY MUCH!’”

第二日,我们仨肩并肩,走着土路进城。山谷离有个关于Zuni族居住地的信息标牌,已经布满了枪眼。分步大叔联想起昨日的不快经历:“欢迎来到新墨西哥!”

从派镇到格兰特的这段路,几乎都是平路,可我竟然累得吃不下饭;逼着自己吃了米饭和蛋白棒,又在前几天的下午六点寸步难行。这样的情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我的“埋宝藏”变得很不规律;正要进城,突然三急,跟大叔大妈吼了句“我要去埋宝藏了”,就赶紧在某个建筑工地旁边找了一个草丛,就地解决……经过仔细分析,我初步确定是轻微的细菌感染,加上缺水、缺蛋白质和电解质。过去半年我都吃得不健康;一走上步道维生素就摄取得更少了。

大叔虽是激光学专家,可他不相信新墨西哥的火山岩里有全年结冰的冰洞,以为土豆是欧洲人培育的(其实是美洲印第安人培育的)。好在进格兰特的公路边,有一个硕大的牌子直向牌,通往“圣拉斐尔冰洞”,大叔才终于愿意相信我这小妞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不过,当我们走进了格兰特的必胜客时,加州老两口还是无法相信必胜客在国内是奢华西餐连锁的代名词。(难道它们和麦当劳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们都选择了必胜客的自助餐,正哀叹着这个城市没有公共交通、酒店在步行距离1消失开外的时候,餐厅里的另一家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竟然主动呀再我们去旅馆!

Trail provides!


到了酒店,我们遇到了另外两个徒步者Spam和Buyan. 他们提起了66号公路上的一个著名酒吧,就在酒店“附近”。

“要去酒吧,得先穿过州际40号高速。千万不要走桥上,太危险。走桥下,穿过一片铁轨,对面有条小街,右拐就到了。桥底下黑灯瞎火,干啥事儿的人都有,别瞎瞅。”

我和老两口听得一头雾水。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穿着人字拖,就着两个iphone手电筒,穿过高速路下面的铁丝网,踩着碎酒瓶渣子,腿摩擦着野草,终于找到了修车铺酒吧的位置。

黑暗的微型酿酒厂里,主人Henry的皮肤比灯光更黑。这是个以66号公路为主题、由一家修车铺改造而来的酒吧,墙上挂着车引擎、轮胎、导管;酒吧构造和修车铺如出一辙,冰蓝的灯光让那些暗淡的角落更为神秘。

分拍大叔拉起了双步大妈的手,在舞池中央跳起了拉丁舞。他们的步道名“分拍”和“双步”(Split and Two-step),就是拉丁舞术语。他们学生时代相识,同时迷上了舞蹈;在工作之余,他们全国飞,参加各种比赛,后来又当上了评委。“跳舞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比工作还重要。”

回到旅馆,天开始下蒙蒙雨。两三个嗨客坐在台阶上抽烟。他们说,晕羊姑娘前几天在格兰特的大街上摔了一跤,手肘骨折,“已经飞回奥斯丁的家修养了。” 晕羊的速度很快,我们同一天出发,她在第一天就遥遥领先,却在城市里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还是摔倒在水泥地上……

格兰特是位于”美国母亲公路——66号线“和州际40号线上的一座小型城市。一般来说,对于小城镇,只要附近修了高速,城市就玩完了。高速附近的区域会酒店林立,真正的城区却无人问津。

格兰特据说已经从最艰难的时候挺过来了。六七十年代,这里是锂矿产地。锂矿的销量随着冷战结束,迅速衰败;格兰特的人口也从5万人骤减到了1万。如今这个高速上的城市,商家全线倒闭,全市没有公交(去年倒闭),只有一个基本不上班的共享出租司机,没有出租车。这里反倒有两家很大的监狱,还有一个大麻生产中心。

树人曾经告诉我,他很不喜欢格兰特。这里从商店到酒店,要穿过整座城市,走路要花去3个小时,对我们这些没车的游牧民族而言,太不方便。城里的店面倒闭关门,66号公路上的游客们倒是横冲直撞、调大音量。格兰特并没有因为66号公路带来的旅游业而复活,也不会因为CDT经过这里而故意“打扮”几分。大陆分水岭城镇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是它们不经过粉饰的本来面貌:也许经历一次长距离徒步,才能看到美国锦衣下的千疮百孔。

次日,补给完毕,走路出城。高速路牌子上写着“此段路布可以接载搭车的人”,我预感传说中的监狱要到了。

这监狱的外观和我想象中幽暗阴森的情状很不同。这监狱有复杂的围墙和铁丝网,十几栋低矮的平房。比围墙更高的,是好几个明亮刺眼的探照灯。它所有的建筑物都很矮小,有大量的空地。篮球场旁边,健身房里才能看见的器械竟然露天摆放着。监狱设计者的思路大概是:与其在一个密闭空间里摆放无数监控摄像头,不如让监狱的所有活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神经紧绷地走过监狱铁丝网,拿出手机拍了两张照片。正纠结着这是不是犯法,里面一个黑人大妈穿着白色睡衣,站在空地中地晾衣杆旁边,兴奋地朝我喊了一声Hello。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也回应了一声Hello……

听说监狱的夜里是看不到星星的,因为探照灯的局部光污染太严重了。

我从公路走上步道,攀爬至半山腰的平地,打好地铺,躺在新墨西哥的苍穹下。头顶上没有探照灯,只有黯淡下去的日光和逐渐喧闹的星空。

我望向山崖下的监狱。晚安,看不见星星的人们。

次日,上升4000英尺,去攻占CDT在新墨西哥的最高点——泰勒山。

泰勒山是一座休眠火山,于两百万年前喷发之后,一直沉寂到现在。“不毛之地”的火山岩浆却并不是泰勒山喷发的残留;那些硕大的平顶山、桌子山(mesa)才是。泰勒在自我销毁之后,顶峰坍塌,落成了圣海伦今天的样子。

穿过久违的白杨林,来到林线之上。山顶乌云密布,但并不是雨云。虚张声势地落了两滴雨夹雪,就休住了。

路上遇到一家人,爹妈、两女儿、一条狗,每个人都穿得很少,在寒风中颤抖着。那妈妈只穿了件吊带背心;爸爸穿着短袖短裤,小背包里似乎没有避雨的衣物。

我想起了几年前看到的数据:美国最危险的、至今死亡人数最多的户外运动,不是登山、滑雪、潜水或攀岩,而是单日徒步。

下午,天空渐渐聚满了云朵。我知道明天下午有雷雨,没想到登顶前,乌云密布,竟然稀松地飘落了几粒雪花。

在山顶等了一小时,那家人也没有上来,估计是返程了。

我暗暗为他们开心:迷途知返,永远不算太迟。

四年前,我地那场科罗拉多步道徒步,回想起来就像一部恐怖片,还有很多细节让我后怕。当时,我用在镇上休息地时间,去攀登科罗拉多最高点、美国本土第二高峰——艾尔伯特峰。接近顶峰地时候,下来的人都行色匆匆地告诉我,顶峰有强大电场,他们地头发开始竖起来、手指头有轻微地触电地感觉。那时正在下冰雹;而冰雹常常与闪电并存。很多徒步者劝我不要登顶了,但我没有听。

虽然完成了攀登,但我并不骄傲,因为“完成”并不代表“成功”。之后一个月,阎王爷又一次擦身而过,让我经历了失温和迷路等重大教训。

活下来的人都成了传奇,没活下来的就成了悲剧。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狗屎运;不过这种运气,我再也不想依赖了。

登顶之前,两个越野自行车手冲坡而下。我赶忙站到步道一侧让路。他们见我是背着大包的徒步者,很友善地停车,告诉我:泰勒的北坡有很多积雪,要小心。

OK, good news.

我忧心忡忡地开始从北坡下撤,发现这里地形并不如南端那么暴露,反倒是被针叶林包裹着。林子挡住了一部分阳光,加之北半球的北坡在冬季接收的日照时间短,北坡的积雪往往比南坡多了不少。

好在泰勒的北坡,积雪虽厚,却也被针叶和薄薄的土壤覆盖了表面,并不算滑。我艰难地绕过树井(雪在树地周围,会凹陷下去,成为一口井的形状),发现“步道”不见踪影,不如直接下切。踩进了几个雪坑,之淹没到小腿和脚踝之间的位置。

去年冬天和今年早春,大陆分水岭的雪量都高于往年平均值。虽然如此,我对踩雪还没有做好准备,登山杖的snow basket(挡雪片)也是准备到了科罗拉多再装上。结果人走得不那么狼狈,杖子倒是深陷了好几次……

北坡的雪很给面子,到了一处豁口,遍消失不见。我早早扎营。

我的水不多了,便攒了几团雪,煮雪成水,泡了辛拉面。竟然有6个徒步者经过了我的帐篷;没想到今早刚刚出城的加州老俩口也赶到了。

夕阳之后狂风大作,我在一个小时内拉了两次肚子。也许是辛辣食物的刺激,也许是细菌感染还未痊愈。还好我的急救包里,有过期了一年的肠康片,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服下3片,读书20页,安然睡去。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立志赶上昨天傍晚超过我的大部队。朝霞披在山岭上,地势开阔,土路绵延。来到一处观景台,远方有零散的平顶山,峡谷就像天空中的群岛,播撒在橙黄色的海洋上。

理想的步道应该如此:一尺宽的黄土,向前延伸;或陡峭的石壁,向上攀登。没有多余的路牌,没有探照灯,没有垃圾桶,没有一切人造的设施,除了步道本身。步道是公民的学校,“学生”会逐渐学会荒野徒步的礼节:无痕、礼让、环保,都是政府“家长”没法通过增加基建而确保的学习过程。这些基建“补习班”,会剥夺人们的学习机会,减少他们的荒野体验。

不到中午,我就追上了大部队。加州老两口,上午跟英国巨人谈论枪支政治,下午跟我聊中国教育。我们一起复习了微积分和美国宪法,从自行车竞速聊到三权分立,还互相推荐了几本书。

晚餐时间,我发现这两口子把每一餐、每一卡路里都提前准备好了。大妈负责所有的规划、食谱和煮饭;她早在出发的几个月前,就把每一餐给干蒸了出来,标注了名字、吃的日期。所以大叔一直喊饿,因为他一卡路里都不能多吃,“不然会打乱规划”。因为大妈的重度强迫症,大叔不用做任何准备工作(其实是大妈不让他做),所以大叔对步道的路线、补给情况,一概不知。

“这样也好,烦心事儿少,老婆也不用担心我落下她逃跑。”


和我们“青蛙跳”的,是“伍迪警长”和迪伦二人组。我和高个子的伍迪警长是老相识。他和我同在2014年走完太平洋山脊,还是同一天到达终点线的。伍迪那年只用了114天就徒步完成PCT全线,更了不起的是,他是和同一天出发的5人一路结伴、一路竟争,最后皆大欢喜,五人组同一天到达终点。

三年过去了,如今我和伍迪都有了不少变化。我读了特殊教育的学位,他也去念了硕士,不过学的东西很冷僻——森林诊断(Forest Pathology)。

伍迪警长给我打了个比方:“地质学看似是一门科学,但也是一门历史学,研究地球的历史。地质学者眼观景色,辨认石头和断层的纹路,挖掘化石、分析样本,为的是摸清楚一个地理区域的历史演变。

“森林诊断学,学习的也是一种历史。毕业生需要能够眼观一棵树、一处林子,便能讲清楚这棵树的湿度、山火、虫蛀、伐木等微观和宏观生态圈的来龙去脉。”

伍迪翻开他的手机相册,风景照没有几张,倒是有很多蜥蜴、爬虫、花草。伍迪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就是在希拉河谷遇到的“希拉河怪”,一只橙色和黑色相间的大型蜥蜴。

晚上,我告别加州夫妇,继续向山谷的水源前进。

英国巨人已经在谷底搭好了帐篷。

“六尺七”是我给他取的代号。午后的乌云包裹住平原,我们一行人一边说笑,一边让巨人冲在最前面,因为他是最好的避雷针。

六尺七告诉我,91年,英国某海洋舟向导带着20人出海,结果遇上恶劣天气,全军翻船,13人丧命。这件事情惊动了整个英国,并且促使英国开发了全世界最健全、最复杂、最严苛的向导认证系统,每一种户外运动都有自己的管理协会和许可证申请规范。

六尺七拿的,就是高级徒步登山向导认证。为了拿到这张认证,六尺七经历了20天的所谓“高质量野外生存日”,也就是整整20天的贝爷式的求生考验。“期末考试”内容如下:考官把两个学员带入山中某处,让学员们通过观察山的格局、对比地形图等高线,在地图上指出他们的当前位置“O”. 考官并不会马上公布正确答案,而是在地图上标出另一点“A”,让第一个学员根据当前位置O,走到A。另一个学员,需要根据第一个学员的行走方向,在地图上画出他到底去了哪里,即A点的位置。

怪不得英国巨人一天只用看两次地图——第一次是记住当天的全部行走路线,第二次是在途中确认路线。


第二日,巨人早早离开了。我从山谷中取了两升水,慢悠悠地爬回步道。

上午,经过了一处山泉地分岔口;因为离步道有些远,我便没有去取水。

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沉重的代价。

正午,烈日高照。针叶林消失了,西伯拉大地平坦宽广。

过去5年,我一共来了这个区域10次——大峡谷的马粪灰,布莱斯的寒冷星空,羚羊谷的垂直光柱,波浪谷的时光皱纹;维京峡谷和同伴走丢,郊狼谷第一次领队,白蘑菇的永恒静默,反射古的“世纪深沟”,粉红色沙丘打滚,纪念古土路吃灰,鹿皮谷三次因洪水取消,鲍威尔湖冰冻的西瓜,火焰古象鼻顶的烈日,白沙上的白雪,拱门的鬼斧神工……

今天,站在新墨西哥西北部这大片大片的梅萨之上,我又想给这昔日的情人一个吻。

我的浪漫经不起烈日的考验,下午5点,我滴水不剩。跟水一起消失的,还有速度和体力。

我只能坐下,躺在背包上,像个人肉干,暴露着,炙烤着。

干枯的河床,留下白色的盐渍。饿的时候,方能继续走下去。渴的时候,却觉得世界的光变得模糊、浑浊。反复循环着口中的唾沫,身体和大脑都不再听指令,吃下的食物也无法消化。

口渴,只是最初级的缺水。等到了真正缺水的时候,血液变得粘稠,不再口渴。这才是真正危险的信号。

我拽着身体,寻找着最后一滴水。经过一条土路,几个易拉罐散在地上。我走过去,朝罐子踢了一脚,希望里面还有液体。罐头上那可口可乐的商标,刺激着我的神经,让我兴奋而绝望。

看到绿色的植物、干枯的河床,我都咽了下口水。

GUTHOOK卫星地图指南上说,我已经经过了一处藏水点——但那个地方,我在下午两点就走过了。什么也没有。莫非水源信息有误?还是本地的水天使决定不再给徒步者提供水源了?

那,下一个水源点在哪里呢?是一天之外的某条土路,还是两天之外的古巴镇?

我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

傍晚七点,天色暗淡了。我穿过一条土路,看见灌木丛背后若隐若现的白色塑料——莫非是——藏水点?

绕过灌木丛一看,那搭建好的木头平台上,放了十几个加仑的瓶装水。旁边竟然还有一个冷却箱,里面装满了饮料和水果!

原来是水天使把藏水点换了个位置。

极度缺水三小时后,突然发现这绿洲,我重获新生。吸收、煮饭、疯狂地喝水;饭后还烧了一壶水,泡了奢侈的菊花茶。

虽然藏水点就在土路旁边,晚上会有车辆经过,可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打算在这里睡一晚上,第二天继续用水。

我在灌木丛的背面扎营,从帐篷里可以隐约看见几十米外的公路。守着一大堆水源,我安心地睡去了。

凌晨四点,突然听到脚步声。

我心头一紧,头皮发麻,大气不敢出。更可怕地是,脚步在帐篷外走了几圈之后,我竟然听到了车门的声音。

这人把车直接开到了帐篷旁边!他是要奸杀我,还是绑架我?他还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凌晨四点,孤立无援的沙漠。我的同伴不在身边——他们也不知道我的位置。我一整天没看见一个人。如果我死在这里,尸骨无存,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

我屏住呼吸,深知徒步四年以来,最可怕的一刻就要来了。

突然,帐篷被一束白光照亮。

那白光照的并不是我,而是藏水点的位置;因为帐篷直接搭在藏水点后面的灌木丛里,我看不见那人的身形。

只听见水桶碰撞的声音。那人好似在松开绑住水桶的铁链。沙漠里风很大,藏水点的水桶往往会被水天使用链子绑好。

等等,难道是水天使来了?

我喊了一句Hello。头灯的主人回话了。他说抱歉吵醒了我;正赶在清晨放牧之前,查看一下自己放的水,补充新的水桶。

我大石头落地。水天使名叫Juan,略有拉美口音。他说自己已经做了三年的水天使;第一年的时候,藏水点还放了汽水和零食,但是被当地人偷了。所以他换了水点的位置,用铁链把水桶绑住。

我谢过了Juan。接着,传来了皮卡发动的声音。

天色渐亮,我睡意全无。一个在贫困边缘的当地牧民,还能在每天凌晨四点、检查为一群陌生徒步者提供的水源,这是一种怎样的善意?徒步者来了又走,我们付出的很少,索取的很多;而还有这样一群当地人,不仅对我们这些“游客”没有敌意,还在用这种方式给我们提供生存的必须品……我竟然还把他当成了罪犯!


白天,我追上了灰鸟姑娘和木鱼大叔。

灰鸟和木鱼曾经在2015年就试图走CDT,但在900英里之后因为“吵架太激烈”而双双放弃。目前看来,这一次他俩还没有大动干戈的倾向。

这是一对奇怪的情侣。木鱼大叔有点暴力癖,说话、做事都有种江湖气。他从不主动跟陌生人交流,笑一笑更是困难。加州老俩口都有点怕他,几次试图跟木鱼搭话,都宣告失败。

而灰鸟是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她平易近人,大大咧咧,常常跟其他嗨客哼老歌,说话的时候又有点小女孩的气质。灰鸟的口头禅是:“(我年纪大得)都可以当你的妈了。” 此话不假:灰鸟已经44岁了,还在往天山童姥的方向发展,没有衰老的迹象。

不过,她时常会扮演妈妈地角色,教导训斥像我这样瞎胡闹的年轻人。

我跟她讲了头天晚上扎营在藏水点、凌晨四点被脚步惊醒、以为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故事之后,她严厉地说:“以后不许再在路边扎营了。”

当晚,因为临近补给点——古巴镇,我又把营地扎在了距离公路只有1英里的土路边上。

灰鸟亲眼看着我离开他们的营地,向公路走去。没有跟他们扎营、加上第二次睡在路边,她更生气了,连说了两句“不要扎营在路边”。

我看着她,不知为何,眼眶突然有点湿润。我咽了咽喉咙,说:好的,我答应你,我再也不扎营在路边了。

同样让我感动的,还有分拍大叔。

在古巴镇重聚的时候,分拍大叔自豪地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那是我的鞋印。

其实,这对长距离徒步者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曾经有刚刚认识的同路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我终于追上你了!我跟着你的鞋印好多天了。” 还曾经有人对我说:“我终于找到你了!咱们的鞋是一模一样的—— 我跟着你的脚印好久了!”

鞋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指纹、一个符号。它不仅仅连向了鞋印的拥有者——那个在你面前留下印记的人,它更连向了我的千千亿个同类。

回到2014年的5月的太平洋山脊。内华达山脉刚刚遭受了两天的暴雪,7000英尺以上都被大雪覆盖。树线以下的森林里,开阔的山谷平底之中,甚至是某些北坡的山腰上,雪深得几乎看不到石头。雪只是一个隐蔽的危机,而徒步者需要面对的最大难关是大部分的步道都被雪掩埋;哪怕有了导航、能找到步道,也不意味着在被积雪覆盖的时刻,那些路段就是可以被通过的。

我面前还有一个难题:我的同伴(两个法国人、卡洛斯、奶爸)都比我先一天出发进山了。而在我之后,基本所有人都对大雪呈观望态度,在小镇上等太阳把雪晒化再走。所以我的身后,离我最近的人类可能是一天、两天的距离,也可能是一个礼拜。

前路漫漫,孤身一人。在白雪皑皑的山谷盆地中仰望苍穹,脚下是明晃晃的洁白。眼前是我一人独享的美景,而我竟然无心兴奋或者感动,只心想着追上前方的同伴。

虽然步道被雪埋了,但是脚印还在。

这些脚印在雪地上特别明显,有深有浅,有大有小;每天不同的时段,脚印也是不同的。早上的雪硬、脚印就比较浅;而下午的时候,太阳把雪晒软了,雪一踩就踏,这时候就成了一个个深深浅浅的雪坑。

有几次,我近乎癫狂地寻找着认识的脚印——任何脚印。

我对于这些或陌生或熟悉的脚印,都有一种痴迷的依恋。我坚信它们的正确性,坚信它们带领我走向对的方向。我为此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吃过好几次亏,都是因为脚印本身领向的方向是错误的。有一次,我跟着一串脚印,爬上一个陡峭的雪坡,才发现山口的方向在山谷的另一侧;我要么从这些50度的雪坡上侧切过去,要么雪上“屁降”回到谷底,从头再来一次。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熊罐头从背包上坠落,滚下白雪,一直滑到谷底;我也就顺势,跟着熊罐头的轨迹,用屁股滑到了山脚,走到真正的垭口的正下方,重新登顶一次……

而我知道,这些脚印对我的意义不再是路标和导航而已。它们被具象了,成了一个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陪伴着我;它们成了苍茫大海上的灯塔,成了岛屿上的炊烟。哪怕看不见人,只拥有脚印、灯光、乃至人的气味,都能磨灭我对未知的一点点恐惧。有几次,在终于发现脚印的时候,高兴得几乎落泪。有几次,却又孤独惆怅。

七天之后,我终于在下一个补给小镇与我的PCT同伴重逢了。我还特别查看了他们的鞋印;发现我并没有“最强大脑”,竟然把一些鞋印记错了。然而哪怕是把脚印完全认错了,那种依托感是类似的、无可取代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终点是什么,加拿大是什么,卡塔丁是什么,杜兰哥是什么,都被渐渐模糊了。战胜孤独、继续行走的动力,其实不再是几千公里之外的一个抽象的终点线,而是一个个具象的寄托。

毫无疑问,加州老俩口已经认得了我的脚印,并且关注着我,就像几年前我在PCT上追逐着奶爸和卡洛斯的脚印一样。脚印是我们之间无声的密码。

和脚印一样难以忘却的,还有背影。

伤害那些爱我的人,似乎是我的一种天赋。我对灰鸟和分拍大叔的感动,似乎无法转移到那些和我最亲近的人身上。

“不走寻常路,只爱陌生人”。而这其中的代价,又往往是多年后才有体会。

在太平洋山脊上,我当时的男朋友小文艺曾经来看望我两次。

两次,他来步道上看望我,我都很烦躁:大部队在前方,我需要加倍赶路才能追上。临走时,我那么匆匆,步履急促,向北方奔命。

两次,他都在离别时分,用手机拍下了我的背影。我不知道他看着我离开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在我奔跑、追逐、冒险的日子里,他从达拉斯寄来我早已准备好的29个包裹;在我发了朋友圈之后,他才知道我已经安全到达了某个补给地,却迟迟等不到我打给他的电话;在我很多次冷漠、任性造成的伤害之外,他依然默默地守护着。

他能忍受我这样的离开,以至于能接受我最终真正的离开。而我却没办法拿手机拍下远走高飞的爱人,没法目送远行的亲人,没法接受别人比我先走。于是,我总是最先切断锁链的那个人。

他有爱的能力,这是我不能及的。


步道穿过古巴小镇,灰鸟和木鱼、伍迪警长和迪伦、分拍和双步、路痴大爷和我并肩走着。花花绿绿的宽檐帽、头巾、棒球帽、没有帽。

古巴镇人口800,因为小镇的主要街道是一条穿城而过的高速路,异常繁忙。旅人、摩托车手、徒步者、印第安人、警察、毒贩、醉鬼、农民,在这个西南小枢纽,展开一幅浮世绘。

傍晚,几瓶啤酒之后,伍迪警长和分拍大叔两个学霸,在酒店院子里聊起了北美板栗树。

对于看过美国高中教科书、徒步者必读书目《林中漫步》(A Walk in the Woods)的读者来说,比尔布莱森对板栗树的悲剧,描写得很生动:曾几何时,北美板栗树是阿帕拉契亚山脉、俄亥俄流域至密西西比最大得树木,高度可达30米,周长3米。20世纪初期,亚洲传入得某种真菌大量袭击了北美板栗树。茫茫森林,放眼望去尽是白色的真菌和垂死的大树。北美板栗的消亡,还破坏了白尾鹿、野火鸡、黑熊的食物链。

板栗树经历的“枯萎病”洗劫,在历史上有太多先例:1845年爱尔兰土豆枯萎病造成了举国逃难,难民纷纷迁往新大陆。那次枯萎病永远地修改了美国历史;大量地爱尔兰移民为今日地天主教徒和早期民主党人提供了中坚力量。《星际穿越》开篇,就是农作物统统被枯萎病击溃、只剩下玉米的惨状。

枯萎病不奇怪,奇怪的是北美板栗树成了美国生态爱好者心中的“神树”。几十年来,甚至涌现了不少民间机构,专门为了保护这一个物种而设立,当中最有名的就是美国板栗树协会。很多自然爱好者以有生之年能种上一两棵板栗树为骄傲。

伍迪警长说,杂交和转基因是目前两种培育抗真菌的板栗树的方式。要么引入中国板栗树的抗病基因杂交、移除脆弱基因,要么引入有中和作用的酶,让被感染的树不至于死亡。

一个国家、一大群人,包括两个徒步的喝得微醺得学霸,能在沙漠中得这个偏远城镇、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物种而讨论一个小时,也是个引人深思的现象了。关键是我竟然写了这么多超纲的内容……


我去超市买了东西,正回到房车旅馆准备洗澡,就被一个台湾口音的大叔拦住,想跟我分房。

聊了两句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曾在派镇,看到过这位大叔的留言:“我的步道名是CAT, C代表我的故土中国,A代表我的居住地美利坚;T代表我的出生地台湾。” 留言书名的日期是2017年5月8日,比我到达派镇,早了整整两周。我便以为和这位同胞失之交臂了。

没想到,CAT大叔在泰勒山附近因剧烈脚痛,不得不下山、回到加州的家里,休息了两周。今天他坐长途汽车,回到了步道上,又正巧赶上我来到古巴小镇。

寒暄几句之后,CAT大叔突然问:欸,你是不是张诺娅?我两年前就给你发过邮件啊!

我惊叫一声,从手机里还真把大叔的邮件搜了出来:“诺娅姑娘,你好。我是来自台湾、2014年9月29日走完AT全程登顶卡塔丁山的任孟洁……费时177天完成华人首次阿帕拉契亚步道全程健行后,休息了三星期,我又连续提笔115天写完全部经历,约有200篇文章和3000张照片,打算提供华人朋友参考……我是在准备PCT的时候,发现你已经在2014年走完了PCT,恭喜你为华人立了首功,这样我明年走起来肩膀就不会那么沉重了。我正一篇篇拜读你写的PCT文章,日后有问题再请教你。任孟洁,2015年7月21于洛杉矶。”

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我俩在同一年相聚在大陆分水岭,同时冲刺三重冠,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长距离徒步,这两年在国内刚刚“出圈”,可已经在港台地区风行一段时间了。一方面是港台信息开放,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资料(比如Facebook的PCT群),另一方面是香港和台湾的步道系统已经相当发达,无痕观念也深入人心。其实,“无痕山林”4个字,就是从台湾的译作中直接搬过来的。

我教会了CAT大叔使用Instagram, 查看最新的雪况,才发现他对科州的雪量、爬雪山需要的装备等信息基本不知晓,而且没有冰雪经验。

大叔跳过了90英里的步道没有走,从Grants到古巴镇的大好风光没有领略,刚好接用弥补错过路段的时间、等待科州的雪化掉。

第二天清晨,在我和大叔确认了线路信息之后,他向南出发,去弥补因养伤而错过的90英里;我继续北行,希望能在科州重聚。

(我和大叔后来却再也没能碰面。)


和加州夫妇在麦当劳道别时,他俩依旧对科州的雪非常担心。朋友刚刚在脸书上,发了一张艾尔伯特峰(科州最高峰)的顶峰照片——360度,全是皑皑白雪。于是,加州夫妇决定去圣塔菲休息一礼拜,等雪化一些再走。

我虽然没说出口,但心里已经十分向往白雪披肩的圣胡安山脉了。14年的内华达山脉,若不是大雪封山、踉跄独行,怕我也不会留下那么多珍贵的回忆。白雪,是步道的一部分,实我早就“签到”的大礼包。平淡无奇的安稳旅途,不是召唤我来CDT的原因。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科州7月底的季风季节。进入落基山这每年的雷雨时节,天天都有午后雷阵雨,绝不会缺席。如果遇上了高海拔、大风和雷雨的组合,怕是几年前失温的悲剧要重演。所以,趁着季风季还没来,快快冲出圣胡安的暴露地带,不失为一种权衡。

出城,上山。步道上,大姨妈迟来了10天,我居然破天荒地肚子疼。下个雨、上个坡,又居然不疼了。

傍晚时分,在山顶地残雪里找了块儿干地地扎营。外面的积雪尚未化干净,在帐篷里还能看到肮脏的针叶和泥土覆盖在雪上。咬一口白雪公主的毒苹果,好似升仙般畅快。

从需要和牛一起想用水源的沙漠,上升到新墨西哥北部的皑皑白雪,不过几个小时;从极热到极冷,干燥到湿润,没有树到茂密的针叶林,也就是几千英尺爬升的结局。

Los Pedros山顶,我走过了此生最长的一条“河”——步道。

山顶的积雪,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化去。雪成了水,铺满了草甸,浸润着步道,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湿地。步道变成了一条水沟,而这些水也全是冰冷的雪水。走了十分钟左右,从脚到头皮已经刺骨得没了知觉。

山林里没有草甸上阳光充沛,积雪夹杂着树粉、土渣,耍着赖皮,不肯离去。残碎的雪块,作为最底层的、执拗的守护者,这最后的积雪的密度很大,不会陷进去。再过不到一个星期,六月的高温就会让这些白色全部消失。

山的北坡,随着海拔降低,积雪减少了。一大片倒树,又增加了一道道路障。小树还好,马兰开花二十一,跳橡皮筋似的就过去额;而那些跟我身高差不多的“木马”,横七竖八,就需要跳、爬、躺、跪等等奇怪的姿势来解决,和南部沙漠里的那些铁丝网栅栏如出一辙。

正在为成片的倒树为难,前面出现了两个握着斧头、戴着头盔、身穿蓝色制服的志愿者。他们来自新墨西哥最大的城市——阿博克旗,是骑马者爱好俱乐部的成员,专程赶来清理路障。我还没见到在步道上骑马的人;使用量虽小,配套“服务”居然也跟上了。其中一位大腹便便的大爷曾在林业局工作,他介绍说白杨树(aspen)喜阳,冬天雪大、不见光,加上狂风呼啸,白杨树就会大面积死去。


和大爷们作别后,步道上果然没有倒树了。我终于又可以戴上耳机,听完一个个播客里的故事。

今天的同路人是村上春树。他作为一个半路出道的作家,每天坚持上午写作、下午用来听音乐和跑步,几十年如一日。他说跑马拉松的过程中“痛苦难以避免,但磨难可以选择”。跑步难免有身体上的疼痛——这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从主观上让它变得温柔、美好,去拥抱这种痛苦,让它不至于退化为灵魂上的“磨难”。

一切在于定义,一切在于选择。

一滩白色的骨头散在泥土中,骨架足足半米,头、脖子、脊椎骨完整地连在一起,应该是一只死牛或死鹿的残骸。

听着耳机里的“疼痛”和“磨难”(pain and suffering),眼前却是另一个生命的尸体,恰当又违和。

十七岁的那年,我在学生公寓洗澡的时候,摸到了胸口的一个肿块。肿块大概有一立方厘米,摸上去有轻微的胀痛。我关掉了水龙头。

那天晚上,瓷砖的颜色变得黑了一些,水池里的裂痕更加突兀。我默默爬上木梯子,回到了衣柜上的床;寝室里的同学们在讨论着刚结束的英语考试。被褥依然是湿润的,这是属于南方的凉。

摸到肿块的前几周,外婆在回家的路上晕倒了——这是家人后来告诉我的。我那时已经在围墙里面了。我的外婆,陪我一起去看《哈利波特》电影的外婆,借钱为我买钢琴的外婆,给我每周租一次甄子丹电影的外婆,允许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外婆,每次回家都让我吃上鳕鱼的外婆,为我的成绩而哭泣的外婆,从我三岁开始抚养我的外婆,我从小夜夜哭着“外婆你不要死啊”的外婆……

外婆得了美尼尔氏综合征,终生影响她的平衡感,但在其他方面并无大碍;我的肿瘤也在一年后被摘除,“只有5%的转癌几率”。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和那个十七岁的我,同时让我认清了一个事实: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还活着。

但我们都是会死的。

我们只能活一次。

大三的时候,我在学校外的小镇上租了一个自己的房间。挂在我墙头的明信片,白色的底,只写着一行字:Today is the Day。

就在今天。

今天是我开始CDT之后的第34天,我人生中的第9655天。今天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却又完全不同——它“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天”,也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在外婆晕倒后的几千个日子之后,在胸口胀痛的几千个日子之后,我把青色的草甸留给顶峰,把灰色的积雪给丛林。阳光浸润了梅萨,土色里绽放出金黄。

我成了一个没有癌症、却仿佛只有几个月生命的人。我的银行卡永远还不完,账户永远欠款,但邮箱里总有几张还没用的机票、还没上的船。

那个胸口小方块,让我不再害怕了。

我往梅萨的上方走,夕阳暖暖的,洒在我的头发上。 


第二天早上,我走过一个潮湿的谷底。小溪边的叶子上反射着光芒,空气中弥漫着海洋的湿润。几个背着大包的人迎面走来——他们的包上都挂着防雨罩,用来隔离露水。

就在这一片松软的苔藓世界中,我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也不需要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绿色渗透了空气,水雾弥漫于天空。我好像行走在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温室大棚之中。

小溪边上,一个头发很长的年轻人正在收拾帐篷。他戴着眼镜,皮肤黝黑。我需要赶路,便没有跟他多说两句话,径直向前了。

不久,“温室”到了尽头,土地豁然开朗,晨光从前方扑面而来。水汽突然蒸发,大地依旧龟裂——我又回到了熟悉的新墨西哥。

临近鬼影牧场(Phantom Ranch)的地方,步道穿过了一条大河。河上有座桥,双向车道。外州的车牌来来往往。我走到河岸对面,那个长头发的小哥也追上来了。我们坐在土路旁边的小坡上,嚼着食品袋里的最后一点粮食。

长发男叫做“冬天”。他的头发编成密密麻麻的脏辫,脖子上挂着白色的头巾。

冬天是一个职业流浪汉。他出身大平原的中产家庭,在高中时期得了抑郁症,在大学二年级辍学,搭车去离家一小时之外的某个小城,流浪了八个月。冬天哥早上领取救济粮,下午去图书馆坐坐,晚上去城里的公园,接待其他流浪汉。

夜里,那些卖唱的艺人歌舞升平,他也结识了四方“在路上”的人们。有些人是生活所迫,有些人是毒瘾缠身,有些人是不愿劳动,有些惯性流浪汉甚至要挟过他,说要“割了他的喉咙”,还有一些人像他一样,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之后的五六年,他每隔几个月就逃出来一次,当一个季节性的流浪者。搭车、睡马路边、逃离警察的“骚扰”。几个月后,他又会回到家乡,做一份短期的工作。周而复始。

冬天说,流浪汉的圈子也有自主的语系和文化;他们选择营地的方式、说话的用词,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他们自己却司空见惯。冬天还说,路上有些小城对流浪汉极其友好(“比如科州的尼德兰镇”),有些地方又有驱逐流浪汉的传统,他和同伴只能住进附近的国家森林。

冬天捡起了路边一株巨大的蒲公英,任凭风把它吹散。11英里的土路烈日高照,竟然很快就走完了。


在鬼影牧场,几位从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赶来的中国大哥大姐带来了亲手做的川菜美食、饮料和啤酒,我竟然吃到了家乡的糖醋排骨和口水鸡。这些来看望我的前辈们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二战时期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温床,秘密的原子弹研发实验室。当年,土地被联邦默默低价购买,原住民默默疏散,不动声色地为开发原子能腾出地方。Los Alamos地地址也是保密的,署名都是圣塔菲市区的某邮箱;在军事特区,一切都像是一个平行世界。

如今,Los Alamos是美国博士比率最高的城镇,文化和教育在整个美国西南部位居榜首,地价攀升,夜不闭户,也有丰富的户外资源。

我们去鬼影农场背后的巨大水库看云、吃西瓜。一个大姐说,许多画家受到Georgia Okeefee(二十世纪美国现代派画家、先锋主义者)的感召,一辈子停留在鬼影牧场的山脚下,画云、画山、画岩石的光影变幻,如此度过一生。

鬼影农场的传奇色彩,一点不比洛斯阿拉莫斯逊色。Ghost Ranch在19世纪末被白人买下,后来由两位传奇女性将其变为独家牧场,全美国(尤其是临近的德克萨斯州)的富豪常来度假、避暑、疗养。

鬼影农场还在宅地阶段时,牛仔、墨西哥人、原住民、新移民冲突频发,创始人两兄弟因为争夺黄金,互相残杀,歹徒弟弟后来被吊死在树上。后来人常听到鬼魂在农场山间窃窃私语,故新来的女主人名之曰Ghost Ranch。

二十世纪初,鬼影农场再度易主,被长老教会买下。如今,它已不再属于教会或个人,而是由专门的基金会管理。这里现在是一个结合了度假、教育、理疗中心的多功能会所,坐落在绵延的红色岩壁之下。农场翻新了许多老旧的宅子,建造了地球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图书馆,设立了骑马、按摩、徒步导览等等项目,还有大量的艺术、考古、文学游览项目,把度假和学习整合为一体。人们在这里住上一周,包18顿饭、每天的课程和讨论,讲师都是文化大家,但价格不菲,连扎营都要六七百刀一礼拜。

冬天哥早就不见了踪影,也许是找了个“免费”的地方,安顿了下来。

我从牧场的管理处领取了包裹——平底跑鞋、雪链子、登山杖挡雪片都寄到了。正愁不知能否洗个澡的时候(我已经打消了在这里住下的念头),路痴大爷见我徘徊犹豫,主动说要分给我一间酒店房间!

路痴大爷不仅不是路痴,还是世界少有的”三重三重冠”,太平洋山脊和阿帕拉契亚,已经分别被他走了3次;如今是他第3次走大陆分水岭。路痴大爷不用登山杖,背包轻得不需要腰带,用蓝色的头巾绑住银白的长发,永远戴着黑色的墨镜。

路痴大爷在鬼影农场定了一间房,每晚150美金,却一分钱都不要我出;不仅如此,他还邀请了伍迪警长和迪伦,一起入住。我睡一张床,路痴睡一张床,迪伦和伍迪打地铺。

我分给这几个美国大汉“黄飞红花生”,两个年轻人赞不绝口,把花椒和胡椒都留下来细细咀嚼……

路痴大爷虽然好心收留了我,但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一半是年龄,一半是文化。路痴对中国的惟一了解,源于一个和他一起走过CDT的朋友,是个研究中国的学者。你想多了,那学者也是美国人。

路痴大爷知道川菜是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说台湾是“独立国家”政治不正确——这就是他对中国的大致了解,在美国人里算得上平均水平。

毕竟,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知道那最后一条。

路痴大爷有严重的洁癖,佐以轻微强迫症:不能混用酒店的香皂、不能闻有人造香精的产品、不吃肉、不和别人洗一桶衣服、夜里听不得轻微的声音、离开酒店时一定要把床褥全部取下来叠好,“帮助清理房间的工人”。路痴看我特别爱干净,在酒店里把所有装备都擦拭一遍,才同意跟我洗一锅衣服。

他好似腰缠万贯,却仿佛身无分文;更有一种对穷人、对底层人民的心疼和尊重。我对他的身世越来越好奇了。

夕阳下,鬼影农场边的梅萨顶着一道彩虹。春末夏初的暴雨,黑灰色的积云,砂岩上的那一抹砖红。

我从图书馆出来,看见木鱼、灰鸟、伍迪警长、迪伦和路痴大爷正在谈论步道上的男性暴露狂,每个人居然都能说出几个在徒步的时候喜欢把小弟弟拿出来放风的人……我怎么没见过?一定很精彩。

第二天,我们几人同一时间离开鬼影农场。刚进入峡谷的时候,我还走在男生们后面;五分钟之后,他们就消失在了某个拐角处。鬼影农场地势很低,出去要爬上峡谷的顶端。这半天走得很是费力。

在一个组合里,往往有一种“推拉效应”。两个人一起徒步,走在前面的人会被“推”着走,加快速度,不希望后面的人追上来,不然没脸面;而后面的人,会被往前“拉”,不希望被前面的人落下,不然还是没脸面。

在这种竞争性的氛围里,每个人都会尽全力,在“推拉效应”中产生“鸡血效应”,即每个人在集体中,都能走出比他本来能力更快的速度。

但我的好胜心没有那么强,不一定为了颜面而必须追赶同伴,也不一定要臣服于男人拟定的速度。我在峡谷里走在男生后面、严重迷路20分钟之后,这段路上就再没见着他们。迷路也许屎我潜意识里刻意而为之的——因为我想保持自主性,不想被别人的速度牵着走,也不想重蹈和黄刀叔的“步道分手”覆辙。

说起黄刀叔,好久没见着他了。他在哪里了?走得还开心吗?

从仙人掌倒湿润的白杨林,也就是几个小时的光景。一只白尾鹿优雅地在林间踱步,紫色的鸢尾点缀在草地上。

黄昏时分,步道经过一大片草地,延伸至低矮的松林中。我把帐篷搭在草地和森林的边界上,面朝西方。

搭好帐篷,坐在鸢尾浸染的草地上,沐浴着夕阳。树林好似骑兵,向后退去,让出来了一条大路:眼前打开了一番天地,绿草像宽阔的湖水,泛起波涛,倒影晚霞的金光,在同一时间射进我的双眼。

我愿逆流而上,我愿顺流而下。

牧场上的牛悠闲地吃草,一开始对我这个入侵者并不在意。倒是有三四只牛,脱离了群体,朝我的帐篷慢慢走来,目不斜视。离帐篷三米的时候,一只牛妈妈竟然还“愤怒”地踢了踢土。可惜我配不上拥有一个牛的灵魂,只能在人的躯壳里揣摩这几只牛兄牛姐的信号。

我拿着惟一的防身“武器”——一根登山杖(另一根拿去支撑我的自立帐篷了),默默退到帐篷后面,眼睛一直盯着牛。它们没有进犯,可也没有后退。

大地披上了一层粉色,牛的剪影套上了璀璨的光环。几只远方的牛儿跑了起来,速度极快。临近我的这几只,看见大部队转移了,也跟着走了。

它们对入侵者的态度,可比人类要宽容多了。

第二天,在另一片草地上,我收到了路痴大爷的短信:“I have started Internet Hiking!” 路痴大爷已经60多岁、记性不是那么好了。他没有任何社交媒体,只用邮件和短信跟世界交流;跟着伍迪警长和迪伦两个九零后,看着他们每天刷着手机上的卫星地图,路痴大爷感到万分安全:“我也开始用网络来徒步了!”

从鬼影农场到查玛镇的这段路,我没有见到一个向北行的徒步者,倒是遇到了两拨护林员。第一波人的老大名叫查理,是卡森国家森林的总负责人和设计师;整个卡森国家森林里的步道,都是查理主管修建的。

遇到查理的时候,他正站在一个半米长的”推泥机“上面,开垦一块草甸。他戴着一顶头盔,一副遮阳镜,穿着卡其色的林业局制服、军绿色的裤子。他附近的几个员工都是志愿者;只有他是拿着联邦政府的饭碗的。

我询问查理,美国公有土地上的步道,是怎样一个修建、审批的过程。

查理给我细细道来——第一步,是”看图说话“。设计师多半是林业背景,对地形图熟悉。TA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合理的路线,兼容景观、水源、坡度、植被等等因素。第二部,是实地勘察,把地图上的草稿,模拟走一遍;修修改改,插上粉色的小旗子。第三步,是专家审核。步道必须要由森林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专家团走一遍,审核过关(没有生态敏感区、濒危物种保护地带、山火和虫蛀毁坏区、合理南北坡朝向、侵蚀作用不明显等等一堆考核依据),才能正式开工建造。如今大陆分水岭中已经修成了步道的路段,无不是按照上述法定程序成形的。

我们丧失了先民的智慧,在骑马打猎生火抓鱼都要上贝爷真人秀的今天,人和自然的连结早以解体。更好的工具,并没有带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智人走进远古的森林,如若只能感到陌生和恐惧,这是再强大的机器也挽回不了的缺失和倒退。好在这几年,我满满地从一个只顾走路的、完全不了解也不融合自然的人,慢慢开始对步道好奇,对步道附近的地质和生态好奇。我观察石头,研究地形,思考:如果我来设计这条不到,会是什么样子?北坡的小树林要不要绕过、冬天积雪太多、南坡的杉树会不会倒伏?河谷的哪一侧修步道,才不会水土流失?修在山脊上还是林子里,各要加多少的坡度、拐几道弯?

然而,步道的设计归设计,实际上会有一大堆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这段路,最阴魂不散的两个字:倒伏。

哪怕离开大陆分水岭四年后,当我坐在电脑前,回望墨西哥北部边境的这段路,脑海中只有成片成片的死树。步道不复存在;就像大地震后的城市,楼房尽毁,路桥断裂,满目疮痍。GPS虽然告诉我,我此刻站在“步道”上,但眼前只有“横着”的丛林——横着的死树、折断的残肢,叠成几米高的路障。

还能怎么办?只有一寸寸地龟行。树木死亡,森林却在复原之路上。我这一只蜗牛,只能沉浮于自然的手筑下的迷宫。

比走倒树区域更难的,是还留着头一年残雪的倒树群。残雪,软雪,波浪雪,坑坑雪。雪一踩空,下面的树枝树干盘根交错,摔跤、撞树、崴脚,都是常有的事。林子里的步道本来就七拐八绕,现在要么被倒树拦住,要么埋在冰雪下面,我只能看着GPS, 朝着大致方向,寻找最简单的路走。

在一片暗无天日的倒树森林中,我遇到了两个南行的、推着自行车的人。与其说“推”,不如说“抱”“举”“扛”,因为四十度的雪和死树焦灼的半山腰上根本没有路,更别提骑山地车了。我看得出这是这对骑手上路的第一天,也看得出:他们已经在打退堂鼓了。

好在对于北行的我,这一切混乱都在下坡。不久之后,我就站到了一块木牌前:进入大河国家森林,科罗拉多。

2013年,正是在这里,我被人从迷路中搭救,在科州最高峰险些被雷劈,在芝加哥盆地失温……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被老司机骗上了车。这一骗,就是四年,8500公里。生命,在科罗拉多转了弯。

四年后,这40天,新墨西哥的旅途如此艰难。我从来没有生过这么多痱子、拉过这么多次肚子、被晒得这么黑、衣服上破这么多洞、背包这么沉重……

新墨西哥的沙漠、仙人掌、火山石、砂岩峡谷、牛羊牧场、铁栅栏、西南梅萨、希拉河谷、公路徒步、监狱、长满绿藻的水井、派镇的蜜桃派,都渐渐地退后,退后,再退后。

而万水千山走遍,只为到你面前。

科罗拉多,我回来了。


在距离高速路2英里前的山脊上,我找了各平地,直接牛仔式露营。

这条高速路能带我去查玛小镇(Charma)——这是进入科罗拉多之后的第一个补给点,小镇却在新墨西哥境内,需要搭车前往。这也是我第一次在CDT上搭车;而之后的补给地,基本都得搭车才能前往。

如今我已经不那么热衷牛仔式露营了。我喜欢帐篷里封闭而温暖的感觉,也依赖帐篷轻薄如纸的“墙壁”能给我一点心理屏障。

在科州境内的第一个晚上,我穿着拖鞋,啃着剩下的一点花生米,读着描写未来社会的《华氏451度》,幻想着明天在镇上吃到的丰盛早餐、飞快的网速、暖和的热水澡。

我打开手机,收到伍迪小哥的短信:“你在哪儿呢?快到查玛来,我们住在查玛车站旅馆。” 

我心中欣喜,自从在峡谷里落在路痴他们后面,我已经独行了五天了。

不料,黄刀叔也给我发来短信:“我回加拿大了。很可惜CDT没有带给我在PCT上那种久违的感觉。继续加油,美景在等着你。”

愧疚、失落、遗憾交错拷问着我。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对黄刀叔说那些话,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徒步,如果……

但是,生命没有如果。黄刀叔做了他的选择,我也做出了我的选择。

我们的同伴中,有人在雪山上决定放弃、走回头路;有人走了低线,更快也更短;有人去了圣塔菲,或是回了家,等待圣胡安山脉的雪完全化掉;还有人坐车去了怀俄明,走那里没有被积雪覆盖的分水岭,改日再回来弥补漏掉的这段路。

然而我必须得一路向北,去迎那雪山。

科罗拉多西南部的圣胡安山脉,被誉为“美利坚的青藏高原”。这里是落基山脉的心腹、科州的精华。荒野成群,人迹罕至,路途偏僻。四千米的群山密布,山体暴露。这里孕育了Telluride、Ouray、Durango等等美国户外资源最丰富的山林小镇,同时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登山、攀岩、山地车、越野跑选手来这里进行高海拔适应训练。户外是这里最底层的逻辑和语境。

因为圣胡安山脉位于科州西南部,大多数徒步者五月底、六月初就能走到这里。沙漠之后,紧接着便是雪山。不幸的是,五六月属于科州的“过渡季节”:春末的积雪还未融化,垭口北侧依然有雪崩风险;林子里的雪更是顽固,“树井”足以让人抓狂;更别提高出还有雪墙、雪屋檐,如若坠落,等着的是山谷脚下的死树、奔腾的深溪、冰冻的湖泊……

雪路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去年(2016年)专门爬了胡德、沙斯塔、亚当三座雪山,练习在冰雪上行进的模式,熟悉滑坠制动的程序。来CDT之前的一整个冬天,我都在查询科州的雪况。如果因害怕一件事情而不去做它,又认识自己的这种懦弱,我怕会自怨自艾很久。所以,哪怕今年的雪量超出往年,哪怕圣胡安近在咫尺,我依然选择走那最高、最难的一条路。

第二天,我在高速路上等了5分钟,第二辆车就停下来。载我的老两口在科州的林子里有地产,就在查玛镇不远,所以他们对CDT相当熟悉,经常带徒步者进城。

老两口告诉我,科州、新墨西哥的树木大量倒伏,是因为一种甲虫带来的真菌,阻断树木获取养料。加之冬天风大雪大,“传染病”一旦入侵健康的林子,漫山遍野的倒伏便无法避免。最近几年的冬天越来越暖和,这些甲虫一年可以繁殖两次,数目成指数被增长……松树和杉树大量死亡,已经是让科州参议院和州长都头疼的问题了;他们甚至还宣布科州因此进入紧急状态。

看来,此刻的科罗拉多,已经跟2013年我第一次穿越时,不太一样了。

来到查玛镇,我并不忙着找路痴一行人,而是享用了一顿丰厚的早茶,添了好几倍咖啡。走路去买补给,还遇到了嗨客自愿帮我照看背包;我于是给他们买了个冰激凌,表示感谢。

来到小旅馆,路痴、伍迪警长、迪伦三人的装备攻城略地。他们三人组前天晚上就到了,所谓“Big days, big stays”. 每天疯狂徒步,再到镇上疯狂休息。

这三人中,迪伦时第一次长距离徒步,就能跟伍迪、路痴这些老手并驾齐驱,一天30英里、再雪地上狂奔、藐视倒伏,带着他冰球运动员的狠劲,初生牛犊的无畏,前途无量!

晚饭的时候,迪伦突然走心,说要跟我道歉。

我惊讶道,啊?道什么欠?

他说离开鬼影农场哪天,他们几个大老爷们没注意到我没跟上来,让他们自责了几天。

我又惊讶道,你们太见外了吧……徒步不该就是按照自己的速度走吗……

说到这里,坐在对面的路痴大爷郑重地对我说:圣胡安的情况很不同,独行非常危险,建议组队。

他向我伸出橄榄枝,愿意跟我走接下来最困难地这几百公里。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那个全世界有名的“三重三重冠”说要带着我这个雪地小弱鸡走圣胡安?我表面委婉推辞,心里早就疯狂点头、说了几百个yes了!

当晚冰球比赛,宾州夺得冠军。酒吧里的一个宾州哥们儿喝嗨了,包下了全酒吧人的酒单。于是,伍迪警长和迪伦小哥千杯不醉,在啤酒和烈酒之间比拼火力,觥筹交错。我默默地喝了一瓶啤酒,打算开溜,却被迪伦拉住,让我喝了一口龙舌兰。虽然只是一小口,却是我大学之后第一次喝烈酒……

回到房间,路痴大爷却悄悄跟我说,迪伦其实正在考虑退出了——因为他有个漂亮的女朋友,不愿意让他继续徒步,想让他回家去。迪伦现在很纠结。

还有另一条八卦:晕羊姑娘前些时间在格兰特镇摔伤了手,马上就要重返步道了。据说,她已经跟伍迪警长好上了。伍迪警长和迪伦的二人组合,很快就要不保。

这次,路痴大爷再度充当奶爸角色,买单了3个晚上、我们一共4人的房间。

在路痴大爷的指导下,我这个伪轻量化主义者又回到了当初严格坚持的信条:扔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如果一件物品,需要的时候却没有,那你就并不需要它。

说自己很“伪”,是因为自从阿帕拉契亚步道以来,我的徒步风格越来越“舒服”,背着一些并不笔要的东西,比如双氧水、书、拖鞋、坐垫等等。这和我在太平洋山脊上连牙刷都锯掉一半、从不穿拖鞋、连地钉都要追求“世界最轻”的严格态度,相去甚远。

但是,为了应对圣胡安的强度,我必须再次丢盔弃甲、返璞归真,只留下最重要的物品。把额外的背负,腾给大量的食物、保命的冰镐和雪链子。在大爷的反复劝说下,我也保留了卫星通讯其,要是真出事儿了,还能叫直升机……

我和路痴大爷组队,两人合作,争取在四天之内翻过众多垭口和山谷,到达下一个补给地——怕狗撒热泉(Pagosa Springs)。


因为知道路痴大爷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徒步者,我故意加快了速度,哪怕他在身后提醒我不要“跑”。

上路不久,两位老人沿着之字形路线下山,跟我们照面。一问才知,他们也是北行地徒步者,但是离开查玛镇38英里后,他们居然决定原路折返!

为什么要走回头路?为什么要放弃?

跟我心里最害怕的答案如出一辙:雪量太大了,尤其是山脊侧壁的徒步,一失足便可能滑坠几百米。他俩虽然试图绕路,但是绕得太远,“都走到地图的边界之外了”。虽然已经走了这个脚程的一半,他俩决定暂时放弃科罗拉多,坐车去怀俄明的大盆地,走那里没有雪的部分,改日再回来走圣胡安。

我和路痴大爷摇摇头。老两口的决定有如当头一棒,昭示着我们将要面临的险境。

海拔渐渐逼近4000米,我俩同时开始头痛。

我的高海拔经验并不算少。我曾经在尼泊尔待了25天,徒步过珠峰地区和安纳普尔娜地区,最高到过5500米,4000米以上更是家常便饭。科罗拉多,我也已经来了7次。高原环境虽会让我呼吸短促,速度放慢,但从不至于头痛、或更严重的高反症状。

这次,我知道罪魁祸首是谁:昨天的咖啡因、啤酒加龙舌兰。抑制作用和兴奋作用同时在大脑里乱撞,细胞呼唤着更多水分;而高原的空气干燥稀薄,身体失水更多,若不能严格地掐着时间大量补水,身体很快就会进入高反状态。

路痴大爷看我吃力,自己先在雪坡边上躺了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从表面看上去,路痴大爷很容易被解读:长发的老嬉皮,素食主义、极简主义、轻量化、洁癖、挥金如土。这些标签背后,却有太多的故事,等着我去发掘。

比如,路痴貌似从不在自己的身上花钱,而且对自己的财富缄口不提,只说自己当了十二年的“流浪汉”,还干了几十年的建筑工人。

他还曾经把自己买的公寓,在某次吵架后直接送给俄罗斯前女友,自己则跑到新墨西哥边境,买了块地。

那之后,他从波特兰出发,骑自行车跨越美国,到达东北部的缅因(相当于从拉萨骑车到了黑龙江)。他把自行车留在缅因,从卡塔丁山一路南下,徒步了整条阿帕拉契亚小径。到了亚特兰大之后,他又捡回了自行车,骑车去了弗罗里达,“顺便”走完了弗罗里达小径,还从小径的终点骑车去了Key West;接着,他又从基韦斯特向西,再次骑自行车穿越美国大陆,来到了圣地亚哥(相当于从厦门到墨脱);这还没完,圣地亚哥是啥的起点呢?对,正是太平洋山脊小径——他又从南到北,沿着PCT走到了加拿大;从温哥华再次骑上车,沿着海岸线,向南回到加州的圣塔芭芭拉,再骑车回到他在新墨西哥的地皮……整个人力旅程不间断地持续了两年多。

没想到,出去徒步一圈之后,回到自己的地盘,却发现房车被偷了、吉普被烧了。只能从头来过。

此后的每个夏天,路痴都着了魔地走回山里——太平洋山脊三次,阿帕拉契亚三次,如今是大陆分水岭的第三次。仿佛没有了这些蜿蜒于山间、本身并无意义的狭窄土路,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似的。

我俩行至暴露的山脊,一阵狂风袭来,我站立不稳,寸步难行。路痴大爷走到了我的上风处,用身体挡住狂风,拉起我的手,不让我被吹倒。我俩搀扶着,走了将近50米。

山顶的湖泊融化了一半,土地暴露出来。虽然可以绕过残雪行走,却无法避开雪化之后的烂泥、水塘、沼泽。

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应对“泡泡雪”身上。这种雪又称sun cups, “太阳杯”。太阳杯的形态和海绵的波涛很相似:六边形的“杯口”,中间凹陷下去。每一个杯子的开口类似,大小类似,众多的杯子聚集在一起,犹如蜂巢。阳光是促成太阳杯形成的最重要原因,所以这种形态的雪往往常见于春末夏初、马上就要完全融化的雪坡上。

太阳杯也是徒步者的噩梦、最难行走的一种雪。它被几个月的阳光、风力反复挤压,“忍辱负重”,踩上去跟土地的硬度差不多,然而又是内部深陷的形状,故只能走在杯子的边缘一圈、窄窄的部分。一片雪地上,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太阳杯需要穿过,从一个杯子口、踮着脚跳到下一个杯子口上。这非常考验徒步者的平衡感和小腿、脚部的肌肉群;稍有不慎,失去平衡,就有可能摔到杯子里。

傍晚,我俩从山脊速降,所有的路线全在雪下,所以可以不管步道在哪、直接瞄准谷底。我们在潮湿的残雪堆中间搭好了Zpacks帐篷(我和路痴的帐篷是同一款),白色的粗笨帐篷和白雪融为一体。

圣胡安的第一天,就是雪原、偏头疼、沼泽、直线下降,我消耗了不少体力,吃了两顿晚餐的饭量。路痴是真正的轻量化行者,没有净水器、炉头和气罐。他偶尔用碘片净水,把方便面泡在冷水里,就这么解决晚餐。

我把湿了的袜子挤出水分、晾在一边。脚光着,在寒风中发抖。

路痴把自己的手套取下来,搭在我的光脚上。大爷提醒我,今晚我们湿了的鞋和袜子中的水分都有可能变成冰,鞋会被冻成一个没有弹性的“摸具”。所以,我们要在睡前把鞋子撑大、把鞋带全部松掉,不然第二天没法把脚放进去。

第二天清晨,我一早就把微型冰爪(microspikes)穿上,冰镐不离手。然而,路痴大爷平衡感爆棚,不用任何雪具就能在雪坡和冰面上飞奔。他每走一段,就必须停下来等我几分钟。

雪地行走,是一门艺术。“How to DO snow”,需要了解雪的性质、一天当中各种时段的形态,知道该踩哪里、如何用力。我生长在南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才接触雪;我对雪有一种天然的陌生感。练习得少,不免对雪地徒步有一种恐惧,所以这几晚都没怎么睡好。

路痴大爷走过这段路两次,他最害怕的地方就是蓝湖的湖畔。这里的步道在树丛中,倾斜而下,下方就是湖面。稍不留神,就会从林间的深雪里滑坠,掉进依然冰封的湖中。于是,我俩看了看地图,决定走到高处、切到大陆分水岭的山脊上,避免滑坠危机。走到了山脊上,为了切回步道附近,我们又必须下滑到谷底。

我对坐滑特别热衷。只要是能用屁股滑下来的地方,我绝对不用脚。当然,裙子、内裤都会湿掉;在干燥的高海拔紫外线下,它们又很快干了。

我们没有道路,只有方向;没有小径,只有“最安全”的方案。而这些更加安全的路线,不存在于任何地图上,只存在于我和路痴大爷当下的观察和决定。这就是大陆分水岭真正的难度——如何判断、决策、选择路线,甚至是在cross country中创造路线。读懂地形中微妙的cue,需要大量经验。幸运的是,我和路痴大爷能讨论和相互参考,有两双眼睛、两个大脑来分析数据。很多时候,我们的决策很相似。我对雪地的恐惧,反而变成了一个优势:我的决策往往是最保守的、相对而言最安全的。

大多数人为了避免冰湖,绕道于一条更远的小径。我和路痴虽然紧贴着步道行走,却无可避免地来到一处陡峭地雪坡前。步道绕过雪坡;我俩决定径直向上,到达阳光照射地山脊。

冰镐在手,一步一步,屏住呼吸,全神贯注。路痴大爷在前方开路,从坡面上升至山脊,站在那里大气也不敢出,盯着我前进。他给我指出最简单地上升路线。我身材矮小,必须用手攀爬一段。神奇的是,也许是去年在胡德、沙斯塔和亚当做了不少雪坡训练,我对这段陡峭的上升,并没有感觉恐惧。

在这天末尾,我俩又面对一段暴露的爬升,要上升至一个4000多米的山口。我的身体疲惫不堪,大脑停止运转。高海拔的大强度升降,一次次下降到谷底再回升到山脊,已经让我没有精力说话,更没有体力做必要的思考。

迎着傍晚的狂风,我们朝着山口攀登。可是,我俩同时大意,再狂风中无心检查地图,便离步道越来越远;虽然到了顶,方向却完全偏了。为了纠正路线,我们必须沿着更陡峭的坡度下降。

太阳悬在山谷的边缘,我迎着坚硬的光芒,踉跄地踩着太阳杯子们,半滑半滚地溜下山坡。路痴大爷把我远远甩在了后面。十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了陡坡中间惟一一处有树木和土壤地平地。然而,我俩刚才净顾着上下坡、纠正路线,都忘了取水。

路痴大爷四处观察山体,用鹰一样地视力,发现了半山腰一处银色的水柱。他拿着水袋冲了上去,一刻钟之后满载而归。山侧的雪坡背靠阳光,已经在晚风中冻得结冰。而他跑上跑下,没有冰爪雪链,像一个不会苍老的顽童,在自己的乐园里,享受大山的馈赠。

雪坑不平,无法站住脚。要么像我一样步步维艰,要么像路痴大爷一样直接跑起来,忘掉平衡,忘掉登山杖,忘掉落脚点,让步子迅速落下、又迅速离开冰面,如雨点,如迅雷,都是身体最本能的反应。

白色从四方袭来,冷风从天庭灌入。路痴在冰封的雪原上跳舞,我看着不远处他的背影,竟然感到一种幸运和幸福。

第三天,我们依然在早晨五点醒来、六点出发。早上的雪地干而硬,下午的雪地湿而软。我用Guthook App确认位置、了解步道走向、读出步道的大概角度,并且找出地面的参照物,指给路痴大爷;大爷用手机版的雷地图PDF,和我交叉检查。我们对于路线的判断,也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不管步道怎么走,只管步道去哪里。如果是去另一个山头,我们就径直下切到谷底、再径直上升雪坡,而不是跟着被埋在雪下的路线,切山坡的侧面。

路痴大爷帮我再多,却无法代替我走路。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段60度的大下坡,一半是雪,一半是暴露的石头。我的恐高开始发作,双脚和心都在颤抖。路痴大爷感应到了我的紧张,说:你自己小心,我会先下去,在山脚等你。

我一步步,跟随着前方的脚印坑,来到了雪坡旁的土坡。碎石滑落,我胆战心惊,身体僵直。若是雪坡,下滑尚可制动,就是速度快了点;然而土坡,却让我无能为力,只能祈祷:不要掉下去。

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

最后,我从土坡到了另一个雪坡,从这里坐滑下山。路痴大爷在谷底挥手。我用冰镐增大摩擦力,慢慢蹭到了谷底。

我在这里花费了太久,周四到达爬狗萨小镇,已经基本不可能。路痴大爷为了安慰我,笑着说,到不了就是到不了,酒店大不了取消就行。我心里充满了歉疚。如果我能走得再快一点、在雪地上再自如一点、胆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明晚就能睡在酒店床上了。

我俩在陡坡底下吃着午饭,大爷突然发现山体上的人影。原来,迪伦、伍迪警长他们,已经追上来了。同行的还有瞬时姑娘和晕羊姑娘。

我和大爷喜出望外,站在谷底,看着顶上的人重复我们步步惊心的行进路线。最前面的那个小黑点,在雪坡上大步前进,仿佛毫无恐惧。我和大爷同时发出惊呼。两个姑娘卡在了半山腰;一个人选择全走土路,另一个选择全走雪坡。

两个黑点走进了;前面那个是长腿的伍迪警长,新人迪伦紧跟在后面,仿佛暗中较劲,不甘示弱。伍迪警长腿长胆子大,能在雪地上保持4英里/小时的速度;迪伦是冰球运动员,协调性、平衡感都很好,还有一股竟争的心气。

就这样,我跟大爷的两人组变成了圣胡安敢死6人队。几个年轻人担心我和大爷因雪况而退出,没想到在最后这段路追上了我们;我也收到激励,决定奋力赶上他们的速度,在原计划时间睡到预定的酒店。

伍迪警长一伙代理了我的导航地位,直接冲到队伍最前面探路,给后面的姑娘们(瞬时、晕羊、我)指出最简单的路。瞬时姑娘脚上绑着宽大的雪鞋,没法走得太快;我跟在她身旁,紧张得很,生怕掉队。最开心的是路痴大爷,他终于能跟男孩子们享受一下雪地冲锋的乐趣了。而迪伦他们虽然速度极快,却非常照顾我的感受,从不让我有“走得慢”的感觉。大爷也时不时绕到队伍末尾,保证跟我一直在一起。哪怕不能按照计划进城,他也要保证我的安全。

这天的傍晚,我们循着伍迪警长和迪伦探路的方向,攀爬雪坡到山脊,却发现没有下山的路;只能再回到谷底,从山谷另一侧碰碰运气。我看着瞬时踩着那么大的雪鞋,在五十度的坡度上费力前进、脚跟绷直,一阵血涌上头脑,内啡肽暂时战胜了肾上腺素,就连下坡也比平时快了许多。

下撤到谷底,我们六人找了一处干燥的草皮作营地。再走24英里关方路线,就能到达公路了——实际上,我们每天究竟走了多少野路,没人能统计。


春溪山口,是史上最难搭车的山口。

四年前我在高原冷雨里站了两个小时,只有17辆车经过。没人愿意载我这个滴着泥水、背着大包的奇怪“游客”,我只能绝望得沿着高速路牙,向着25公里外的湖城踉踉跄跄地挪步。几公里后,一辆轿车在我身边停下。来自阿拉巴马的传教士夫妇一脸狐疑地看着我,问我有没有“紧急联络电话”……半小时之后我到了湖城……而四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湖城号称是全美国“最偏僻的小镇”,整个郡只有这一个城市,常住居民400人,夏天则增加到2000人,街上满是德州车牌的游客,空了一年的“避暑山庄”又有了人气。湖城拥有分水岭西侧最古老的教堂,也出了个美国鼎鼎有名的吃人狂魔。据说杀人犯帕克在冬天和5名同伴进山,在大雪封山、饥不择食之后杀掉了同伴、吃肉充饥,而且并没有受到制裁。

我曾在科罗拉多大学以帕克命名的食堂吃饭……如今想想,不寒而栗。我那时候不会是沿着帕克留下的“光荣传统”,吃到了人肉包子吧?

四年前,我留宿的“乌鸦青旅”依然健在,店主Lucky早已忘了我。

四年后,宿舍已经按照男女严格分区,而那熟悉的大木桌、摆满了《尤吉指南》的书架、开阔的厨房、空气闭塞的客房,依然和记忆中无异。路痴大爷走进青旅,扔一包“采购成果”在桌上:一小桶牛油果酱、一瓶汽水、一桶冰激淋、一包薯片,“他奶奶的,这些东西要27美刀,这是卖黄金吗?!” 

四年前,她坐在乌鸦青旅的长凳上,如饥似渴地翻着《尤吉指南-太平洋山脊》。她读到“背包腰带一定要留3寸的可被再收缩的空间,因为你在徒步中会越来越瘦”,恍然大悟,拿出相机把这段话拍下来,上传到人人网,顺便吐槽她的鹰包腰带已经松了。

四年后,我在同一个长凳山读着《科罗拉多隐秘趣事》,读到在科州诞生了美国第一个汽车车牌、全美最长的街道Colfax大道、海拔最高的小镇Leadville、全年日照超过300天的Colorado Springs……我嘴角上扬,把书买下,寄回了家。

四年前,她在银城旅馆,开了两瓶啤酒。日本人变魔术般地掏出一根超轻钓鱼竿,把钓竿拉到最长,长到塞满了整个房间的对角线。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钓鱼线:“这是我在步道上捡到的”,他抿一口冰啤,加了一句:“我对这种乱扔的行为真是深恶痛绝。”

四年后,我和麦克大爷走路去镇子另一头的邮局。半道上,警铃突然刺破耳膜,一辆小轿车被迫停了下来。警察走上去,跟车主交涉。“多半是超速了。” 麦克大爷说。我俩相视一笑——车牌果然是德州的。

四年前,她和日本人在“安妮早餐店”吃油腻的炸土豆、英式肉汁饼干。他们去买亚利桑那冰红茶、一两个新鲜的桃子。雨后的湖城很湿润,街道很漫长,一挪步,就要穿过时间的边界,进入一个不知名的世代。那里的一切都很不同,但是雾气和今天一样凝重。

四年后,我走在铺满阳光的街道上。和我同一天完成PCT的阿闪,竟然也来湖城的比赛凑热闹。阿闪带来了他的新婚妻子,和伍迪、晕羊、路痴、木鱼围绕在篝火旁。越野赛的跑者披着毛巾,湿润的头发在火光里蒸发。

四年前,她躺在床上装睡。日本人把她的身体翻过来,和她接吻。在很久之后,他会出一本叫做《钓步日记》的书,写到这一幕时,日本人说空气里飘来的是惠特尼休斯顿的“我会永远爱你”。可她在那天晚上,却真真切切听到了隔壁牛排店传来的《加州旅馆》:“哦,多么美的面庞,多么美的地方……有些人跳舞是为了铭记,有些人跳舞是为了遗忘。”

四年后,我走路经过那同一家旅店。

可是她和他,已经走了。

当晚,我被白色包围,在雪坡上倾斜,没有退路。三百六十度,了无人影。我感觉胸闷、口干、出汗,想大声求救,却发不出声。

我猛地坐起,胸口因缺乏氧气而起伏着。我在哪里?这里好像是一个闭塞的小房间,周围好像还有人……直到我看见门缝隙背后的微光,才想起一切。

我推开门,让客厅的氧气流进来,在刺眼的灯光中睡去了。


然后,他们出现了。

这是我在湖城的第3个全休日。日光灼热的午后,我在咖啡店用网、翻书,决定在这个让人慵懒的“能量漩涡”,再停留一天。

当我推开青旅的玻璃门,三双陌生的眼睛杀了过来。一顶棕色头发站在水槽边,“匡匡匡”地清理着净水器。一顶棕色头发在木桌旁看书。一顶黑头发刚洗完澡。路痴大爷坐在他们中间,若无其事地磕着薯片。

三个男孩宣称他们是5月16日从边境出发的大陆分水岭徒步者。5月16日!比我的出发日期晚了(也就是快了)15天。

他们是我目前遇到的走的最快的CDT徒步者。

黑头发黄皮肤的洗澡男名叫Beans(豆豆),因为他每个补给包裹里都有一整罐的豆子;棕色头发的看书男是Diatom(大陶),他和父亲在加州海边合营了一家陶艺店;在水槽边清理净水器的是Deep,他19岁徒步AT的时候因深沉的嗓音而得此名。Deep他没说自己是哪里人,但是听口音……这德国腔没得跑。

得知我的名字后,三人大惊:“原来你就是中国石头!”

原来,他们和加州老俩口一起走了南圣胡安的雪路。我和老俩口关系好,还在深山里给他们发短信、交代详细的线路攻略,所以他俩逢人就提起我。从三个男孩口中,我得知双步大妈在南圣胡安坐滑,撞伤了屁股,二人选择走克里德短线,避开北圣胡安其实并不存在的“大雪”。我在山里给他们发的那些鼓励的言语,也就这样随风飘散了。

在我扼腕叹息之时,路痴大爷看着我的眼睛说:“别担心他们,你这样的独身女徒步者,跟喜马拉雅雪人一样稀有。”

徒步者常说“一个人要向一支队伍”。而他们仨,简直是一整只军队。

豆豆姓朴,是韩裔美国人。我对自己的“亚洲唯一CDT徒步者”地位被抢走,略有不快。可豆豆眨巴着大眼睛,小胡子贴在上唇,一脸无辜模样。他是纽约的金融资讯白领,不知受了什么召唤,决定把大陆分水岭作为第一条长距徒步线路,野心颇大。

豆豆被其他两位老司机“领进门”,学习速度惊人,一下子就坐上了火箭。他性格温顺,任大陶在一边调侃着:“他是新泽西人……新泽西!哈哈哈……” (大陶是加州人,美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互相嘲讽类似于中国南北之隔。)

大陶一边调侃豆豆,一边整理他下段路的伙食。他把4天的食物摊开:3包用密封袋装好的晚餐,里面是各种谷物和豆子的合体,明显是提前煮熟、干蒸过的;十几种不同的能量棒,每天都有六七根;已经躺得整整齐齐的坚果和果脯什锦;早餐是一包包燕麦片,里面混了很多黄色绿色的粉末,据大陶说,那是奶粉、姜黄、葡萄干、奇亚籽的混合物。

大陶早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180包晚餐、180顿早餐,全部干蒸入袋。他的ULA背包此刻方方正正地端坐在脚边,干净得像新买的一样。

“大陶在家里跟他爸妈的作息时间一样,晚上九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平时看看报纸喝喝咖啡,像个老年人。” 豆豆补上一刀。

同住在青旅里的美国姑娘Demi被这三个男生迷住了。她正在徒步科罗拉多步道,对一切跟装备、饮食、线路的问题好奇。“我不想煮晚饭了,你们对可以浸泡的晚餐,有什么建议?”

大陶慢声慢气地讲着土豆泥粉和诺牌方便饭的泡发时间、冷食的优劣,我却心急火燎地想插嘴,虽然自己并不是“泡冷饭”的专家。

Deep一直在水槽边默默听着,没有插话。他正在洗一个透明的塑料罐头。

“如果我想走三重冠,应该先走哪一条?按什么顺序走最好?” Demi换个了话题。

我终于有了表现机会,赶忙插嘴:“一定要先走PCT!线路简单,风景又好!第二条走AT。当你被AT磨到无聊至极的时候,就会对大陆分水岭感兴趣了。”大陶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看来他自己就是按这个顺序走的。

Deep终于转过身来,好似是回答Demi的问题,又好像回应我:“其实你可以先走AT……那时候你对其他步道一无所知,不会刻意比较,觉得AT的一切都是好的。走完了AT之后再走PCT,你会对美景更心存感激。”

“不会刻意比较,”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对美景心存感激。” 

大陶并不买账:“呵呵,那为何你自己走了AT之后,隔了整整五年才来走其他的线路?是不是太失望了,不想回来了?” Deep说,自己走AT的时候只有19岁,要等到上完了大学才有机会再来美国走长线。

朴豆豆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像我一样,先走CDT吧!虽然我不能保证你可以活下来!” 

“对,因为你不一定能遇到我们这么‘好’的同伴了。” 大陶说。

全场哄笑。青旅一下变得热闹了起来,我的旅程也好像被仙女的魔棒一点,开始有了颜色。

我拉着灰鸟姑娘的衣袖,强迫她跟我一起“乌鸦寻宝”。我们在青旅的各个神秘角落,发现了28个形态各异的乌鸦图案:厨房的杯子上、海报上、橱窗里的T恤上、洗手池的毛巾上……

“人们总是误会乌鸦,其实它不仅仅象征死亡和厄运。” 灰鸟是文学专业出身,她最有发言权。“乌鸦还代表智慧……它是动物界中的先知。乌鸦出现的地方,经常预兆着剧变、重生。”

灰鸟带我们去小镇上惟一的老式电影院,看一周只放一次的《加勒比海盗5》。那影院座无虚席,装扮成海盗船长的员工和长得像奥巴马的主持人一起抽奖,比电影还精彩。我们打开灰鸟的车门,发现车里没有座椅,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卧室”。三男三女鱼贯而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三个基本从不在镇上逗留、闷着头专心走路的男孩,因为太久没和同龄女性相处,闷到不行。

我在圣胡安的屡次坐滑“成果”依旧写在大腿上,小腿因为三天没有活动而僵硬。拥有最大变化的是手——我的手掌心里,冒出了一个个小水泡,像海底苍白的珊瑚礁。当我在青旅灯下琢磨自己的手上是长了真菌还是短暂脱皮的时候,Deep走了过来。

他可能只是想在临走前从桌上拿什么东西,或者吃掉我留在冰箱里的冰激淋。但是我凑了过去,给他看我的手掌。“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


坐在返回春溪山口的卡车背后,风呼啸着,盖过了我的声音。我们几个人穿上了防风衣,哆哆嗦嗦地遮住嘴巴。“你–那–帽–子–真–有–意思。” 我对Deep吼。

他正坐在我对面吃着苹果。那一刻,我突然想成为他的“荒野忍者”帽子,他手中的索尼相机,甚至他口中的苹果。

我返回步道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苦心经营的海拔适应能力消失无踪,上坡十步就要歇一歇。借着上厕所的名义,我故意落后。大陶他们三个很快就没影儿了。

我在熟悉又陌生的雪岭上走着,哼着小曲。四年前Snow Mesa的惊雷和闪电,化作今日的艳阳和大风。我好像失去了什么,又好像拥有一切。

在傍晚的时候,我经过了某个垭口附近的帐篷,和里面的老人攀谈,询问三个男孩的去向。我知道他们要在第二天清晨攀登圣路易斯峰,一定会在那山下扎营。果不其然,我在圣路易斯峰下,发现了四顶帐篷。

四顶——那第四个人是谁?我急切地想知道答案,想听他们的声音,想在这个日出日落都很美的山口,和我的同类一起看太阳跳舞。

可是我在他们帐篷十米开外,僵住了不到三秒钟,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拔腿就跑,连招呼都没打一声。

我一边逃离,一边想象第二天他们从背后追上我的场景。是的,他们一定要追上我,而不是我追上他们——最好在重聚的时候,他们能在心里赞叹:这中国石头走得贼快了!不对,他们还应该说:中国石头走得真么快,不如我们一起走吧?

每离他们远一步,我的心里就增加一丝窃喜。

有时候我这样猜测:如果我早离开湖城一天,甚至一个上午,他们一定会在第二天的清晨七点,经过我的帐篷,轻声细语,在露珠沾湿的泥土上留下一串脚印。他们从墨西哥一路奔袭,就像从天而降的追兵,必定是要飞奔再飞奔,游击每一个小镇,跟每一个徒步者擦肩而过,然后只留下签到簿上模糊的名字,和我永恒的猜想。

我们也许就这样,永远不会遇见。

赤名莉香和永尾完治用三个月上演的“错过”,在步道上只需要花三分钟。我愿倒带、篡改密码、偷取时间的情报,删除和每个人错过的戏码,在这个步道这个“迷你人生”里掌握命运的节奏,让每个苦心的铺垫都貌似瞬间绽放的巧合。

月亮升起来了,我在少年时代暗恋了3年的男生的脸,浮现在熟悉的河谷里。是的,我又一次埋下头,跑开了。他们该是都睡着了吧。

傍晚,蚊子恼人,我在夕阳下的步道上把裙子掀了起来,挠了挠屁股上的包。

突然间,我觉得背后有人。扭头看,竟然是大陶。我一时羞愧难当,赶快道歉。一天的憧憬瞬间被毁。

大陶有点不好意思:“嗨,没关系……这种事儿挺常见的……” 他边说着,边从侧包里掏出被我落在步道上的一只拖鞋。这双拖鞋是在AT上大烟山附近的盖特林伯格小镇买的,我穿了整整三年。“今天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上你,你走得太快了!” 

我心里乐开了花。看看表,傍晚6:30,我已经走了接近45公里了。“其他人呢?”

“还在后面。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水……可能就在这儿扎营了。没想到今天的水这么少,我们都断水好几公里了。”

“是的,今天又平又干,简直就是新墨西哥重现。” 

我告别了大陶,走上了上山的土路,在夕阳下的斜坡上,可以眺望整个空旷的山谷。我直勾勾地盯着来时的某个转角:如果此时,一顶棕色头发出现在某个拐角,我一定会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可是他没有出现。


追上加州夫妇之后,我松了口气。双步大妈的屁股依然没痊愈;分拍大叔对不得不错过北圣胡安的美景略感遗憾。他俩在克里德短线“披荆斩棘”,现在终于遇到了个能继续聊书的人。于是,《基因》《杂食者的困境》《卡迪拉克沙漠》和关于氨基酸、风河的雪、丁克家庭的闲谈声,又飘在了大陆分水岭干燥的空气里。

“我在圣胡安没用净水器,会不会被鞭毛虫感染?”

“只要你取的是一万英尺以上的水,保证没事!” 有时候,我对分拍大叔的这种笃定和自信,将信将疑。

终于见到Deep的时候,又近黄昏。他披上防风衣,坐在地上刷手机,等待后面两个男孩。

四年前我印象颇深的撒金特坡 (Sargents Mesa),被某个CT徒步者提名为“吸血坡” (Suck-ass Mesa), 以纪念某一种“伟大”的女性生物。大陶和豆豆被蚊子追得落荒而逃。“90%的时候,我们都是分开走的,只有扎营和吃饭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 Deep说。

加州夫妇提到这段路上的CT徒步者丢三落四、处处“留痕”时,Deep默默从包里掏出了他捡到的登山尼龙绳、水杯、衬衣。我和加州夫妇也在步道上看见了这些东西,但我们谁都没那背负额外重量的心力去把它们捡起来。

一英里之后,路边出现了一顶帐篷。那是我熟悉的“小康”帐篷。Deep的头从里面探出来。“你来了,” 他指了指旁边的小树林,“大陶和豆豆在林子里。”

我走进林子,大陶和豆豆都已经消失在了各自的帐篷里。“欢迎你来和我们扎营,” 大陶说。

“不了,我还要继续走。” 我撒谎道。

“我们一定是太无聊了,完全留不住妹纸啊。” 豆豆哀叹。

我仰天大笑,说了声拜拜,然后走回Deep的帐篷边,开始打地钉……

当晚,他就在我两米开外的地方呼吸。我们的帐篷是一样的,背包是一样的,睡袋是一样的,连走过的路都是一样的。他的帐篷很安静。月光刺眼,我辗转反侧,在脑海里哼着老鹰乐队的歌:

“If finding love is just a dance, proximity and chance, you will excuse me if I skip the masquerade.”

“如果寻爱只是一场舞蹈

交织着接近与偶然

那么你会原谅我,在我扔掉面具的时刻。”

DDB三人组的作息很奇怪:每天第一个起床出发的永远是大陶,然而三个人会约好在同一个地方吃“早饭”。正式早饭前,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十几公里了。所以,当我在步道边看见三个人守着小溪、坐在土上、每个人怀里抱着一只小锅、锅里竟然是燕麦片的时候,非常惊讶。原来Deep在湖城洗的透明罐头,就是他浸泡早饭的容器啊!

Deep突然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完CDT?”

“没有定准,怎么?”

“如果你下个全休日有空,不妨来跟我们一起跑个50英里(80公里)的比赛吧。在Leadville,十天之后。” 原来,他昨天在“吸血坡”上刷手机,就是为了倒腾这个事儿。徒步中跑超马,也太疯狂了吧?

朴豆豆对Deep的发言表示抗议:“谁说是‘我们’?我们仨里明明只有你自己想去吧……”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说:“如果你们仨里有两个人报名参赛,我就去!”

“原来我身边不只有一个疯子!” 豆豆对我的回应表示惊叹。

大陶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绝不参赛,但是愿意和我们同去,加油鼓劲。

Deep没管他俩,继续郑重其事地报道比赛细节:50.1英里,乡间土路,往返跑,跑步比赛头一天是自行车比赛,自己的好朋友是组织者,可以拿到报名折扣,等等……看着样子,他对参赛一事不是脑袋发热,信口说说的。

豆豆和大陶不正经地开着脑洞:“不如,我们去‘跑’头一天的自行车赛?” “你租辆自行车去参赛,然后我们在起点用登山杖把你绊倒……” “不如我们在步道上的每个州的跑个超马?” “石头,你千万别答应他,你要是去了,我就有压力了……”

我的脑洞已经无法继续膨胀了。下午,他们仨在前面飞奔,而我在后面苦苦思索:去不去?去不去?如果受伤怎么办?如果伤势影响徒步怎么办?如果到不了加拿大怎么办?我右腿上那曾经在PCT上发炎过的腺体、在AT上被石头撞过的膝盖,怎么能确保这次不再复发?既然徒步是主要任务,为啥还要跑步?即使想跑步,为何还是8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徒步完了之后再比赛不行吗?

是啊,为什么偏偏这次,我竟会为这种过去想都不曾想的事儿而纠结呢?

君王山口的小卖部里,大陶和豆豆在我的唆使下,点了开心果味的甜筒冰激凌。我提到了山口上的签到簿,“为什么大陶写了一句,‘我喜欢放屁?’”

大陶摇着头,哭笑不得;而豆豆已经笑得缩到了桌子下面:“大陶走得最快,所以我们在后面签到的人就……” 我秒懂。看来我还需要一定时间,适应这些男孩的美式幽默。

Deep坐到我对面,以为我还在犹豫,便继续进行劝说。很明显,他们仨已经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先徒步到布莱肯山,坐公交去迪伦镇的REI买跑步装备,搭车回Leadville, 住青旅、比赛,再返回布莱肯山,继续徒步……

我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犹豫不决的表情,问道:为啥我该去参加这个比赛呢?

Deep脸红了,想了想说,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大概如此云云。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紧张得像一个第一次教大课的大学老师。

几分钟后,他予以反击:“为啥你的名字是Heidi?” 这下轮到我脸红了。(海蒂是一个德语名字。)

之后,他说起自己10月1日从冰岛返回德国、分水岭之后的计划、曾经在北欧的向导经历,“我要记住170只性格各异的狗的名字……每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给哈士奇喂食。它们要经过两小时消化、排泄,才能开始拉雪橇的工作……” 他的舌头又捋直了。

我们四个人在CDT上最好吃的冰激淋店里埋了两个小时,直到商店关门。

“其实你刚才劝我参赛,都是徒劳。” 

他一惊。

“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就想好了。”

我想去他去的地方,参加他参加的比赛,经历他经历的事情,变成他旅途的一部分,变成他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尝试的结果会如何;但我知道放弃,会有什么结局。

“我去跟你们一起跑步。布莱肯山,不见不散!”

商店打烊了,停车场也空了。我在公路边站着,树起大拇指,等待有车停下,搭我进Salida城。而他们三个,在商店里去了补给包裹,将要继续赶路。我们真的只能一周以后再见了。

三分钟后,一辆车停下了。我上车坐稳,关上车门以前,看见三个男孩站在远处,朝着我挥动臂膀。

我也挥动手臂,心里一暖,关上车门。


麦克大爷进医院了。几天前,我就收到他的短信:“我在Salida医院的急诊室。别担心。” 麦克大爷、冬天哥和我,在圣胡安也算是一起出生入死过了,怎能不担心?

打车到了Salida城,我终于在青旅见到了麦克。原来,大爷在离开湖城的第一天爬升中和我遇到了一样的情况,喘不过气,四肢无力。在接近圣路易斯山的时候,他觉得头重脚轻,便让步道志愿者把它带了出去。麦克在医院做检查,所有指标都正常,唯有血糖低于正常水平。休息两天、N个冰激凌之后,他的血糖才勉强达标。低血糖,也是我的家族病。我安慰大爷:还好你是低血糖,能吃、也必须吃糖。这对我们徒步的人来说不是坏事;如果你是高血糖,就另当别论了。

麦克大爷跟我一起重返步道,在君王山口的狂风里,又开始一步一歪。我极力劝阻他下山;而他刻意坚持,一边流着鼻血,一边跟我说“没事”。

我只得放慢速度,跟大爷提前扎营;大爷忘了取水,我又来回跑了1英里,给他提来两升溪水。我给大爷规划了第二天的各种应急方案,非常强硬:如果他醒来之后感觉依然很遭,就必须停止前进。对于麦克来说,此刻放弃,就意味着他也许再也无法重返高海拔、无法应对科州其他路段的分水岭了。一直擅长拖后腿的我,第一次遇到了需要保护队友的情况,有些不知所措。

第二天清晨,我陪着麦克大爷走了最后一个山口。他的状态不错,过4000米海拔的山口时速度比我还快。在山口北坡的湖边,我们正式分别。路痴大爷和我走高线;麦克大爷走低线。

路痴大爷后来对我说:当时麦克的状况很糟糕,但他要求路痴保守秘密,“别告诉中国石头我很难受。”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为麦克大爷担惊受怕,一边为自己忧心忡忡。步道上有有了雪坡、雪檐、雪桥等传统死磕项目,而我已经把冰爪和冰镐从湖城寄回了家。我还能继续“雪上飘”,一方面要感激路痴大爷,另一方面要谢谢Deep把它的雪链给了我。

7月4日,美国国庆。我和路痴在学院山脉的最深处,居然听到了连绵的枪声。

“为啥会有人在这里练枪?这里不是荒野区吗?” (美国的荒野区禁止任何机械进入。)

“美国他妈早就没有荒野了!” 路痴大爷吼道。

路痴大爷帮我东翻西找,硬是没在双子湖小卖部的包裹寄存处发现我的补给盒子。那盒子很重要,里面有我参加跑步比赛的跑鞋。我只能心急火燎地让我的补给人加寄一双,直接送到布莱肯山。

我穿着底快被磨穿的旧鞋,往自己的疯狂计划里再添加一笔——我要去爬科州第二高峰、也是美国本土第三高峰——无量峰(Mount Massive)。

我害怕跑80公里的比赛,害怕在比赛之后马上又要登上CDT的最高点格雷峰,害怕自己丢脸、达不到他的期望,更害怕他对我没有期望、毫不在乎。但是这种害怕让我上瘾,让我想在奔赴沙场之前,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把剑磨得更锋利一些;好似这样,就会让我离他更近。

站在无量山步道口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第一对下来的父子,说“山路上几没有雪”,第二个下来的大妈,说“步道上有雪,但是可以勉强走”,第三个下来的小哥战战兢兢地说“路太狠”,于是我放弃提问,专心和我的恐惧作伴。快到达山顶的时候,我的自尊心已经磨光(“为什么上坡还是这么慢?不是已经在科州适应了一个月海拔了吗?”)。黑云压阵,石头的剪影上,突然跳出一个白色的头和两只犄角。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山羊。它仿佛一个胡须垂落的智者,不谙世事,观察着两米开外的我,侧身摆好造型,容我拍照。三秒后,它灵活地跳跃到五米开外的岩石下,顺着陡峭的山脊,消失了。

我登山无量峰的顶,想去寻找那只山羊的影子,但放眼望群,四周群山苍茫,点缀着白雪。

每一只羊就是一座山,每一座山也是一只沉睡的羊。

回到CT上,几十个科罗拉多步道的徒步者,跟我擦肩而过。只有一个独身的姑娘,扎着黑色的辫子。不知为何,我想为她停步。

她说喜欢步道上的人们,结交了几个朋友,但又有所保留,希望能去一条不太“拥挤”的步道徒步。她说自己走得太慢,不愿拖队友后腿,所以倾向一个人走,在晚上和别人一起扎营。她说自己哪里都想去,但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聊着CT和PCT和AT,蚊子也过来凑热闹。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打蚊子,像极了四年前的密歇根独狼和我。

我突然意识到,密歇根独狼在四年前预言的,就是今天的我。而四年后,今天的我又会变成明天的她。而四十年前,大陆分水岭成为美国第三条国家景观步道的时候,那些探路者们,何尝不是在憧憬着四十年后的今天,正走在这条路上的我们?


灰鸟坐在驾驶座上,朝我微笑着。“加油,和那帮小子have fun!”

“注意‘保护措施’!” 木鱼大叔朝我挤了挤眼睛。

我推开迪伦酒店119号房间的门,一股“男人味”迎面飘来。Deep和豆豆迅速穿好上衣,大陶把铺在地上的装备推到一边。

“你这几天真是太不容易了!” 大陶说。

是啊。库伯山滑雪场附近的步道居然因为山火关闭了,我被灰鸟好心搭进布莱肯山的“火炉青旅”订房,在灰鸟的车里睡了一夜,结果因为第二天早上想偷偷溜进青旅去洗澡,被老板大声呵斥,赶了出来;在小镇的体育馆澡房,遇见一堆因火灾而被紧急疏散的大妈,听她们讨论走之前抢救了几双滑雪靴;和两对步道情侣一起午饭,成了电灯泡,又被木鱼和灰鸟玩了“猜猜中国石头喜欢上了美国人、德国人还是亚洲人”的游戏……

六天没见,三个男孩对我的内心戏一无所知。

DDB三人把酒店选在电影院隔壁,不是没有理由的。豆豆已经开始大声朗读他早在出发前就做好的功课了:“在迪伦看《神奇女侠》;在汽船镇看《蜘蛛侠》;在怀俄明看《敦刻尔克》;还有《人猿星球》《极盗车神》《风河》《极寒之城》;哦,《皇家特工2》要等到九月上映,那时候该已经走完了吧……” 

晚餐的小酒馆,就在酒店旁边。Deep在看完《神奇女侠》之后就消失了;我和大陶、豆豆每人喝了两杯,他才出现。

“我已经很久没看过这么烂的电影了。” 我说。

Deep接话:“是的,我觉得这电影真的不咋地,和《林中漫步》有得一拼。” 虽然大陶和豆豆极力反对,我和Deep也只是一致认为他俩被好莱坞英雄片模式荼毒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坐在我的右边,在最后震耳欲聋的战斗场景垂下头去,一副睡着的模样……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的背景里,马拉松是用公里而不是英里来计算的,football是足球而不是橄榄球,《格林童话》胜于《辛普森家族》……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点了最淡的小麦啤酒,去超市采购的时候喜欢买新鲜的食物,从来没有参加过跑步比赛但是喜欢跑步,下午消失的时候,是跑去修背包的胸扣了……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晚上,我俩在酒店温泉关闭的前一分钟出现,老板好心把温泉向我们多开放了十分钟。整个游泳池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保持着距离,就连他在上岸擦身的时候,也背过身去,不看我。

我回房间翻出了补给包裹里的新书《银河系漫游指南》,读了两页,笑出声来。“我很喜欢这本书。” Deep说。

他刚说完,豆豆开始起哄了:“中国石头,你今晚要‘选’谁分一张床?”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大陶说:“完全是你的决定,我们不介意……” 

“其实我也无所谓……” 我扭捏着。我真的无所谓么?在AT上和杰斯特分床的时候,我无所谓;在PCT上和奶爸分床的时候,我无所谓;甚至在和某个德国小哥分床的时候,我也无所谓。因为我信任我们之间,什么也不会发生。

“这样吧,” 我说,“我们来抓阄。” 我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揉成三个纸团。我虽然只想写下一个人的名字,但还是选择100%诚实。我把三个纸条弄混,伸出手,抓住一个纸团。

打开纸条,龙飞凤舞的“Deep”从里面跳出来了。Deep. Deep. It’s Deep.

我压抑住自己的兴奋,而他回应道:“如果我现在拒绝呢?”

“那我真是万分抱歉啊——不行。” 

灯暗下去,房间里的鼾声响起来。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撼动着我的海市蜃楼。他的每一丝呼吸都是用不能回头的河流。

他靠近了吗,他越来越远了吗。他在哪里呢。

他在哪里呢?我仿佛可以预见,可以预见他在棉木上顶上抿着线头,一针一线缝上被磨破的衣袖;我可以预见他在大盆地的牛粪堆旁边醒来,问我要不要吃止痛药;我可以预见柏林的第一场雪,他和新爱人的31条短信;我可以预见我以为他坠落了的那个悬崖,科罗拉多河源头的裸泳,日偏食下的大地变得寒冷;我可以预见,我不能预见,那些昏迷状态之外的种种平行人生。

我在哪里呢?我在长沼的左边,在卡洛斯的左边,在文艺的左边。我在他的第15个爱人之后,未来的30个爱人之前。我在时间中,是一片叶;在阳光下,是一条枝。我对它们而言无足挂齿,它们对我而言却是一切。

他靠近了些,我靠近了些。

一亿颗星星坠落,旷野上的一百只蚂蚁正在掘地,白鹭开始羡慕鸵鸟,青蛙在沼泽里卖力跳跃,花瓶打碎,镜子重圆,传世五代的瑞士手表被研究大爆炸的学者买走,某个孩子埋在育空的信件开始发霉,萨满在意大利的天主教堂戴上大卫之星,清教徒在泰国的禅寺念着《可兰经》,夏威夷的火山岩浆凝固又爆发又凝固又爆发,南极的冰川碎裂,一万只蝴蝶在亚马逊死亡,太阳和月亮合二为一……

“我们并不需要为了那一刻的到来而忧心忡忡。因为在某一时刻,那段路会自己寻上门——它会越过群山,像潮水一样涌来。自此之后,我们再无需思考,无需抗拒。”


我不知道自己上辈子是割了谁家兔子的喉咙、绊倒了哪个皇帝的孙子、赢了哪个宇宙大奖,才让此生如此有心去自我折磨,把心挂起来掉打,把身体逼上绝路。十天前的决定,随时会断送我的旅途。

我还是来了。我和Deep、豆豆站在起跑线,周围簇拥着四百个选手。豆豆第7遍背诵数据:起点海拔3000米。最高海拔4000米。总爬升2500米。5个补给站。关门时间14小时。

14小时?——对,我就争取12小时完成吧——Deep说。

哦,那我就争取不死吧。

头一天晚上,我们仨借了X的水杯、Y的袜子、Z的绑脚;Deep苦口婆心地教豆豆缝纫;大陶为我们煮了意大利面……没有人想等待:比赛要么马上开始,要么永远也别开始。

整个青旅里充满了焦灼。漂亮的以色列超马冠军着急地讨教高海拔作战经验,韩国大叔和意大利人交头接耳,甚至那波士顿的越野跑老油条都厌烦了自夸。跟这些从缅因纽约加拿大以色列专程来参赛的“专业选手”不同,我们三个是名正言顺的半吊子,除了我之外,没人有马拉松经验,更别提超级马拉松了。我不想跟老鸟们班门弄斧,便把从跑马那里学来的补碳水、排空、补电解质和防抽筋等技能当悄悄话“传授”给豆豆和Deep。毕竟,这是我进入他们仨的王国的门票。

Leadville的青旅比湖城的乌鸦青旅大了许多,男女生依然分区,我买到了女生房的最后一个床位,却一直待在男生寝室里。Deep会在房间空着的时候抱着我,亲吻我的耳朵。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我的手放在他的大腿上。豆豆从房间走出来,假装没看见我俩。

枪声响了,周围有一股力量把我向前推。Deep回过头来,在我唇上轻吻,然后什么也没说,就消失在了红色蓝色黑色紫色金色橙色的人流中。

我松了一口气,消失吧,奔跑吧,别回头吧。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赶了。

我抿着防止抽筋的盐片,嚼了一根能量棒,和天哥在队伍的最后,用着走路的速度慢跑着。天哥正在和家人公路旅行,经过科罗拉多时得知我要跑比赛,便自告奋勇来作我的陪跑“兔子”。

上坡,上坡,再上坡,我开始慢慢超过别人。大陆分水岭至今的两个月徒步,已经让我熟悉了高原的氧含量,训练了我的脚掌承受十几个小时行走;这对于其他从海平面来的选手,是难以想象的优越条件。

天哥连连感叹我上坡之威猛,他不知道,下坡才是我的软肋。我右腿的同一个腺体在过去3年里受伤5次——其中包括了我的第一次马拉松。那场比赛的最后5公里,我是拖着伤腿走完的。比赛结束第二天,我去见理疗师和按摩师,二人的话如出一辙:你(的肌肉)怎么这么紧?

怎么这么紧?因为这世界上有一种运动,每天进行12小时,一周进行6天,一年进行5个月。而我,是个不幸又万幸的运动员。

在第二个休息站,我没有看见大陶。Deep和豆豆早就不见踪影,连天哥也开始在我的鼓励下“放飞自我”,跑到了前面去。我用计划中速度磨着。“完赛,就好。”

左右,前后,胯骨,小臂,膝盖,小腿,脚跟,脚掌,眼睛,心脏,耳朵。重复。抬腿。落下。溪水。绕开。鞋湿了。红衣服从左边超过。蓝衣服在右边。她的金色头发好美。他们在交谈。他们竟然能不喘气。Deep在想什么呢。她来自密苏里。超过了。右脚进了石头。要不要吃一口能量胶。咬不破。7:34分了。土路变窄了。这里是矿场吗?Deep会不会在某个转角等着我。他会陪着我一起跑完吗。我们一起完成该会多浪漫。站在终点拥抱。又超过了一个人,两个。有鸟叫声。风打在脸上。右膝盖还没有感觉。记住别脚后跟触地。下坡要慢。回去之后吃什么。喝酒吗。Deep在哪里呢。那要十几个小时之后了。绿衣服超过了我。调整呼吸。慢。好了可以走一段。下一个补给站要拿几包能量胶。盐片吃一颗。别抽筋。完成了多少呢。哦,二十八分之一……

身体相对于大地在移动,头脑却被关上监牢。

这个监狱很小,除了我和我的意识,空无一物。

在接近折返中点的路上,我遇到了豆豆。拥抱之后,他竟告诉我Deep在他的前面。

不是折返跑吗?为什么Deep在豆豆前方、我却没有看到他?

几公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中计”了。路线虽基本是在半途折返,但添加了两个单行道的小圆弧。我跟Deep,大概就在这些单行道上,错过了。

回程的路上,大陶在倒数第二个补给站做义工,他证实了我的猜想——Deep已经在我前面至少一小时的位置了。“他有望在10小时之内完赛,很兴奋的样子呢。”

 我喝了大陶递过来的可乐,看了看表:我已经跑了9个小时,离终点还有二十多公里,也就是半马的距离。半马,我能做到,不是么?我的半马最快个人纪录不是1小时42分么?

我今天可能不会死吧。

五年前,某个二月的清晨,我穿着厚重的棉衣和运动裤,去参加人生的第一个跑步比赛,距离只有五千米。“就五公里,大不了爬完!” 我义薄云天气壮山河地给自己打气。最后,我用37分钟完赛,勉强没有四肢伏地。

在我苦心追求波士顿马拉松那个遥不可及的BQ的时候,朋友建议我尝试超级马拉松,也就是距离超过42公里的越野跑比赛。“超马选手不在乎时间,完赛就好。” 我动心了。

我想跑超马已经好几年了,而最终真正参赛,却是因为某个随机的旅途偶遇的男孩,指引着我,把我拉上爱情的贼船,让我自愿跳下冰川。他不会告诉我:太难了,别做。而是:很难,但是你能做到。

到底是我想利用他的爱情,来达到我完成超马的目的?或是我想通过跑步比赛来追随他?抑或两者都不是,我们只是用一场比赛,来铭记一个夏天,然后在三个月之后,像今天一样完美地错过彼此?

也许,让我在这五年里把跑步距离从五千米增加到五十英里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在我生命里匆匆出现、愿意陪我跑一程的人吧。

比赛最后的16公里,我飞起来了。

我奔跑着,又抑或不是我自己在奔跑。我在想着什么,又好像大脑一片空白。我的额头上的汗珠是别人的,小腿的酸楚是别人的,脚底触碰大地的痛感也是别人的。仿佛生命的一部分就要被带走,再也不会被归还。

有赢的办法吗?或许只是有办法输得慢些?

我在脑海里回放着迪伦的夜晚。房间的另一张床上,豆豆和大陶的呼噜声出奇地大(我敢保证,在旅途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再没有过那么大的呼声)。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可能是在你答应要跑步的时候吧。

当我毫不迟疑地奔下一个大陡坡,全速冲过终点线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人生的第一个超级马拉松,竟然无伤无痛完成了。Deep在赛道右边,呼喊我的名字,我们拥抱在一起,分不清彼此的汗水味。

我的完赛时间是12小时40分钟,比Deep整整慢了两小时。这一定是因为他的腿比我的长20%。

如果说比赛之前,我尚能把“怎么活过这80公里”当作生存第一要务,那么现在,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正视一些更棘手的问题:

第一,我和Deep从来没有在一起徒步过。

第二,我不知道他靠不靠谱。

第三,我们甚至没怎么聊过天。

只是,许多类似的疑虑,好像很少阻挡过我。我一次次倾盘而下的赌注,筹码越来越大:刚开始徒步,就去走CT;凭着一腔莽撞的热血,追逐长沼和卡洛斯;在对自己完全没信心的情况下去走PCT,现在又来这徒步界的“博士学位”打酱油……“把自己推下悬崖,然后在下落的过程中长出翅膀”,这对所有情况都适用吗?

CDT徒步者这个身份,是一张VIP门票,一张黄金会员卡,一条绿色通道。它让我方便快捷地把“自己人”从茫茫人海中挑选出来,在完成“认证”之后给他们贴上个“可信任”的标签,顺便往标签里塞一些假设:吃苦耐劳、体能贼好、甘于寂寞、热爱自然……在城市生活中需要几个月才能确定下来的品质,几乎能在几秒钟内被“徒步者”这三个字顺带打了包。可是这样快捷方便、甚至是偷懒的认知方式,真的合理吗?

Deep在帐篷里告诉我:是你的自信吸引了我。我回答说:傻子,那不叫“自信”。自信,是知道自己可以做到而去做。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但是依然选择去做的,叫做“勇气”。

我又一次选择相信:山不过来,我过去。却没机会思考:我那不自信、没勇气的一面,那笃定之后的迟疑、迟疑之外的恐惧,迟早会把这假象拆穿。


我加入了三个男孩,DDB三人组正式成为了DFBR四人组:Deep Fried Beans Rock, 刚好包含了四个人的名字。我们骄傲地把DFBR四个字母写在青旅冰箱的食物箱子上。大陶迫不及待地给我们的新队伍成员安排头衔:Deep看地图和找路的技术好,是“导航员”;大陶喜欢走野路,是“探路者”;豆豆经常帮团队预订各种事务,是“秘书”;至于我,还是从PCT就延续下来的老职位——狗仔。

可惜,我们的“秘书同志”着急赶路,去大河镇和他的妹妹碰面;大陶也决定给我和Deep一些二人空间,和豆豆飞奔向前(其实他是嫌弃我和Deep两个刚跑完超马的“伤残队员”,上山时速度太慢,还连连发出惨叫。)

这段路,我要和Deep单独走了。

上山的路上,空气越发潮湿,雨云像巨大的黑幕,徐徐垂下,雨点吧嗒吧嗒打在衣服上。近处有泥土的清香,远处有隆隆雷声。天空突然张开口子,闪电劈下,白花花地照亮大地。

科罗拉多的雨季又来了,一如回忆中的模样。

我从Deep的口中拼凑他的过往:他出生在德国西南边境的黑森林,成绩不好不坏,最讨厌的课是法语;高中毕业的时候走了AT,回到德国中部的大学读了生态学,大二的时候又耐不住寂寞,去瑞典留学了一年;他做过徒步、独木舟、滑雪和狗拉雪橇向导,在来CDT之前刚去走了尼泊尔珠峰大本营的大环线;他有两个弟弟,老二和他一样喜欢冒险;黑森林靠近阿尔卑斯山,那里是他的后花园,他小时候要么把自己关起来读一整天的科幻小说,要么去山里数牛、在泥巴地里打滚、收集矿石和化石……他的话不算多,对没有被问到的话题,不做多余的回答。但谈到让他兴奋的事情,他总是重复着相同的憧憬。

“石头,我真高兴你能跟我们一起徒步。”

 “谢谢,这太好了——不过,这是你五分钟之内第三次说这句话了。”

我漂浮在海面上,冰山露出了一角;拼图的方块,零零散散。他无需给我全部碎片:我的脑和心,会自动把画面填满。

雨夜之后,我们颤颤巍巍走在山脊上。因为腿酸痛的原因,他走得很慢。一阵风吹来,我走在左边,他拉起我的手。我们双手扣着,在风里直不起腰,就像两个在公园里散步的老人,踩着落日的黄叶。

“如果下一刻,我突然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想必也会很开心吧。”

我眺望四周——这里的CDT,已经正式离开了科罗拉多步道,延伸到了真正的分水岭之上。我们在苍穹之下,群山之上,四周苍苍茫茫,都是看不尽的山岭,没有屏障,没有庇护。

好一个巨大的公园,好一对散步的老人,好一张无尽的画布。

我想说话,想这样一直走下去,想让时光快进70年。但是最后,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和他搀扶了十几步之后,主动放开了手。

几小时前灿烂的晴天,转眼间变为倾盆暴雨。掌管天气的众神,一定和创造山川的神布下了阴谋:我们走在山脊上,两侧的山体也陡然倾斜、下坠,石头变得湿滑,泥土开始松软。大雾侵蚀山峦,飘过一个个山头,迷雾笼罩着苍穹,一切只剩下黑白。无关的一切都退开、淡去。在没有能见度的山脊上,处处似路,处处无路。

林线之上,完全没有树的影子。我在Deep的带领下,越过一座座小山丘,一次比一次艰难。“很抱歉,今天走得太慢。” 他的声音被雾气盖住了。

我的雨衣终于撑不住了,从袖口到侧腰都开始渗水。他的“雨衣”也经历了3条长距步道的劫难,失去了防水功能,变成了一件“防风衣”。我们翻过一个小哑口,眼前出现了一条三米宽的土路——土路之下,是一排针叶林。我们俩仿佛同时抓住了救命稻草,不顾一切地往山下冲,在泥里一步一滑。

在吉普路边扎好了帐篷,杉树丝毫没有遮挡雨滴;两人坐进去的时候,帐篷里已经湿了一半。雨衣雨裤堆在门外,湿掉的背包耷拉在滴着泥水的跑鞋旁边。

我们没有煮饭,各自嚼着能量棒和果干;他嘟哝了几句,郁郁寡欢,我强作镇定,不知是安慰他还是安慰自己。

两个人一起走的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吗?伴随着惊喜的,有伤人的利刃,更有生锈的钝感。

而昨晚在帐篷里咯吱的笑声,仿佛是一种嘲讽。

你谈过几次恋爱?

没数过,大都不太认真。

原来是这样,我还一度以为你是gay。

徒步AT的时候我19岁,大多数同伴都比我岁数大。徒步PCT的时候,没有遇到喜欢的人。然后,就遇到你了……

糟了,我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装备……

别担心,我已经买了。你在Leadville寄包裹的时候,我骑着青旅的自行车去买的。

谢谢,你想得真周到!

你知道我说的是能量棒,对吧?


对面的山坡上,山羊一家六口,坐的坐站的站,仿佛传来阵阵讥笑。山羊们一蹬脚、一跳跃,一道华丽的“之”字,转弯在悬崖的石壁上,消失在了山谷里。

而我们,就是要从同一个悬崖,下到那谷底。

“你确定这是‘步道’?” 我的声音里有恼怒,更有惊恐。“很抱歉,但路线图上确实是这么显示的。”

我沿着岩壁边缘走了几步:右边是70度的雪坡和雪檐,pass;左边是更陡峭的石头坡,pass。只有面前,横切过一小撮雪坡,虽然之后的路被山体挡住了,但是这一定是一条可以下山的路——这必须是。

目前,我的心上人只知道我能在12小时40分钟跑完80公里。他不知道我怕雪路怕大石头怕打滑怕雷雨,最怕的是陡峭的下坡路。这是上帝开的玩笑吗?要让我的脸面丧尽、真相暴露无遗,才能正式进入蜜月期?

Deep听不见我内心天人交战。他向下蹭到那一米宽的雪坡旁边:那残雪耷拉在一条山涧之上,几乎是垂直而下,左右是突出的岩壁,而下面,是大概20米的深沟,一直通到谷底。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扶着山沟两侧的岩壁,把重心放在山体一侧,一脚一脚地踩雪、开路。

我深吸一口气,在他的注视下,直接放弃倚靠他一步步踩出的脚印——坡度实在太陡,我们没有头盔,一旦坠落不堪设想——而是踩到雪和山崖之间的缝隙之中,用一个很扭曲的姿势,越到了另一侧的土上。

“在CDT上走的疯狂路太多,有时候真容易忘掉哪段段路是最荒唐的。”

还有20米的下坡路,我选了右侧的斜坡,他则选了左边的路径。一开始,他尚在视线之中;可我用屁股蹭着、手摸着石头步步向下,把登山杖扔下山谷,然后靠着上半身力量支撑着、用臀部“走到”谷底的时候,他已经被我左侧的岩石遮住,看不见了。我在谷底大声朝他呼喊,终于看到了还在半坡中的人影。

他下到谷底,看了看表:早上9点。“真是一次愉快的‘晨练’呢。”

(一周之后,我们在CDT脸书论坛读到某个徒步者的疑问:除了跳伞,这个坡还能怎么下?)

Deep在通往格雷峰的垭口上,等我吃完两个能量棒。“继续走吧,我们不能再停了。”

我们不能再停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身处海拔4000米以上的格雷峰“龙脊”,而高原的细雨随时有可能转为雨夹雪、冰雹,或者更致命的闪电。白雾像雪,像烟,像空气,包裹着群山,劫持了阳光和空气。我们除了眼前的这个“天空之岛”,惟一能看见的,只有彼此,和脚下向前不到10米的石头路。这甚至不能勉强叫“路”。半人大的石头,以各式错乱地姿态摞压在山脊上,没有任何人为开凿的步道的影子。CDT的最高点——海拔4352米的格雷峰——就在这条龙脊的尽头,在迷雾之中躲闪着。

突然间,Deep消失了。

龙脊上伸张出锯齿形的“鳞片”,让石头堆变成了假山似的抱石矩阵。我们一路用手攀爬、下降、攀爬、下降,选最好落脚的、最不湿滑的、看上去最像有人走过的地方迈步。一个转角,我选择下降到龙脊左侧,Deep离开了视线。我大声呼喊,想确认自己走的路可以返回龙脊之上,然而没有回应。

在Deep消失的三分钟里,我看到了四年前,那高原盆地冷雨中竖起的“白旗”。那白旗涌动在迷雾的边缘,在冷雨之中,引领着我前进。我饿,我渴,我没力气,我想就此躺下。但是那白旗依然在移动。四年之后,历史重演。在惊慌地呼喊Deep的名字的时候,我再次把全部信任交托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Deep出现了。他在一个小垭口上焦急地站着,不停地搓着暴露在外的双手。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

突然间,雨里出现一个人影,朝着我俩走来。我们好像漂浮在宇宙飞船上,在云端另一侧的异世界,首领派来使者,向我们交涉。不,我从不是科幻小说迷,也不曾信仰上帝。但那一刻,我的双脚,仿佛真的不在这个星球上。

走来的是个三四十岁模样的女人,她和我们只言片语交换了信息,就迅速离开了。她离开的那一瞬,也带走了我的全部能量。这一切超现实的感知让我崩溃。我对Deep说:你别等我了,自己登顶吧,我们山下见。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分开,尤其在这个时候。”

眼前岔开了两条路:一条通往山上,一条通往山下。我们在地图上和徒步者的描述中,都知道CDT经过格雷峰的顶峰。那么上山的路,就应该是正确的路。可是Deep观察了地形,认为CDT有两条下山的路:一条路,经过格雷峰山顶,然后从山顶侧边下山;另一条,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岔口,无需登顶,可以直接下山。

我此刻已不得不100%相信他。他在岔口放下背包,我立即知道他想要上山、登顶,然后原路返回取包、下撤。我照做了。

顶峰,什么也看不见。格雷峰旁还有一座海拔1430米的高峰,名为托利,格雷-托利二者之间有步道串联。在阳光晴好的周末,这两座是美国攀爬人数最多的高峰;如今,格雷上只有我俩,而再去爬托利,已经是绝对不可能。

“我们做到了。” 是的,7天之内,我们各爬了2坐4300+米高峰,还跑了80公里越野赛。

该结束了。

下撤,下撤,下撤。海拔越来越低,空气越来越暖和。步道终于有了像样的形状,不再是巨石堆,但却成了小溪和泥石流沟。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蹭下山,在10分钟之内摔倒了两次;我可以把责任都推卸到跑鞋上——赞助商给我寄来的是公路跑鞋,鞋底在那场比赛之后,就基本被磨平了。

格雷-托利双峰,之所以平日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高峰,完全是因为坐落在70号州际公路上——是的,那条载着我搭车去丹佛的州际70,那条让我站在AT的人行天桥上欢呼雀跃的州际70。长距徒步,已经越来越像一场记忆错乱的精神病人的游戏,同一个地点,不同的天气、事件、情绪、人物。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能多次造访同一个地方吗?

走了不知多久,我们终于到了格雷峰步道口的停车场。上天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公共厕所的门紧锁着,我们只得肩并肩站在屋檐下,对着大雨,竖中指。

更具嘲讽意义的是,格雷峰步道口附近,有许许多多的木屋别墅;只可惜,这些别墅都空无一人。我们象征性地敲门、观察前庭,经过每个百万豪宅的时候就指指点点。这些楼宇让我想起了奥斯丁河边的富豪区,和那些在干燥空气里晨跑时的仰慕和惊叹。而这时,这些楼房只是无用的空壳,徒有巨大的屋顶,而却不能给任何人提供温暖的庇护。

Deep已经全然成为了我的向导。他对我犯下的两个错误——没有给背包套内置防水袋,也没有外置防水套——既哭笑不得又深表同情;他还教我在失温的边缘,如何让手掌恢复温度。“双手垂直在身体两侧,拳头捏紧,松开,捏紧,再松开,如此反复。” 

Deep的血液循环不好,经常手脚冰凉;他却十分钟爱寒冷的地方。他讲起半年前在芬兰的某知名狗拉雪橇圣地当向导,他们每天要工作20小时,从早上4点起床、5点给哈士奇喂食,到带上流明数最高的头灯、三层buff面罩,到每天在农场主人的吆喝下打杂……这三个月,他们住在十几个男人一间的大屋子里,几乎没有薪水。“但是我学到了很多……可实在受不了女主人,就跳槽去了挪威。” 在挪威的冰雪酒店,哈士奇向导有更好的待遇、更高的薪水,然而Deep并没有因此而更喜欢这里。

我们聊到尼泊尔的珠峰大本营,和四月底“瑞士机器”在珠峰附近的坠亡事件。“那时候我们就在现场附近,运载他尸体的直升机就从头顶飞过。”

听他描述着另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我却突然没那么冷了。


Deep和豆豆、大陶这三个男孩之间的关系,是我从未见过的类型。

三个男孩虽来自不同国家(大陶是加州人,Deep是德国人,豆豆是韩裔美国人),但身高相同、脚一样大、都是家里的长子。在我出现之前,他们每天商量好扎营地点,哪怕走散,也总能在晚上相聚;每段路都有理由条按部就班,除了偶尔的脑洞冒险,没有什么“意外”:Deep和大陶讨论了作死的新花样、好玩的野路,豆豆就会无条件奉陪;豆豆买了本《第六次灭绝》,Deep就会把书名记下来;Deep提前查询未来3个补给点的设施,大陶提出建议,豆豆打电话预订;豆豆还没打包完成,Deep就帮他把插头装好;大陶和Deep在圣胡安互换徒步鞋,还被人误认为是亲兄弟……难怪Deep会说:“你一出现,好像有什么场力被破坏了……就连老天也开始天天下雨。”

作为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九零后,我接触的所有男性几乎都是独子(包括我父亲)。所谓“兄弟”,只出现在革命题材的电视剧里,和同班男生偶尔擦出的基情中。而我熟悉的男友形象,或是“正常”的男生形象,应该是爱情高于一切、女伴大于朋友的。而就像我的出现颠覆了三匹狼的固有节奏,他们的出现也不得不强迫刷新我对男性和恋爱的认知。

从格雷峰下来的第二天,Deep就提议单日徒步40英里(64公里),追赶豆豆和大陶。我并不意外:我们到了I-70,果断订了旅店,躲过一夜骤雨;第二天,又在高速公路休息站打地铺,再次有了屋顶的庇护。经过两天“腐败”,我们和豆豆大陶的距离越拉越大。“抱歉,我从来没有跟另一个女生像跟你这样单独徒步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在詹姆斯峰山脚下,我不想再拖累他的进度,便让他单独走。

在他转身过后的30小时里,我又回到了踽踽独行的“自由人”。步道从詹姆斯峰坠落,我避开了高原的草甸,从侧腰的土路下山。似路,又无路。似有风,又无风。一切安静,却暗自流动。

我有点不满他宁愿一个人走,又理解他想和队友重聚的渴望;我喜欢他重视兄弟的品格,又害怕他不够喜欢我;我感叹自己速度太慢,又不愿牺牲自我来追求爱情;我羡慕他的随性自然,也嫉妒他能如此洒脱。比赛之前,我一心只想追赶他、跟他共度时光;而现在,我又回到了若即若离的心境,怀疑自己佯装的那些“不依赖”,是否只是为了掩盖心里的洞,而撒下的谎。 

大河镇是落基山国家公园边界线上的旅游小镇。CDT沿着大河镇水库的边缘前进;水利工程把大河分割成了几个人工湖。大河与从怀俄明奔流而下的绿河交汇,在此地融合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河流之一——科罗拉多河。著名的大峡谷、胡佛水坝、鲍威尔湖,流淌的无不是科罗拉多河的河水。在举世闻名由鲍威尔率领的“科罗拉多河历险”之后,在《走入荒野》的克里斯托弗漂流于墨西哥之前,这条河虽不是美国最长最大的河流,却被无数水坝和电力工程“轮奸”,成了人类历史上被驯服得最彻底的一条河。

第二天下午4点,我终于来到了大河镇,却得知豆豆却失踪了。

豆豆心急火燎地奔袭至大河镇,并不容易;毕竟,他也和我们一起参加了80公里越野跑比赛,“伤势”并不比我们轻,却因为要信守承诺,和妹妹在大河镇见面,便不得不一路快马加鞭。

但是豆豆一到大河镇,就人间蒸发了,连澡都没洗,手机也不在服务区。

我们仨只得揣摩着他的去向,在镇里寻觅晚餐去处。最火爆的牛排店已经满员;颇受好评的美式早餐店已经打烊;几间酒吧的菜单都不尽如人意。大陶好不容易相中的餐馆,被Deep枪毙了。

大陶和我拽着脚步,跟在Deep后面,他跟我一样恼:“Deep在城里必须要得到他想要的,才能满意!” 

当Deep好不容易找了家墨西哥餐厅的时候,豆豆和他的妹妹也出现了。作为绝世好哥哥,豆豆在妹妹的请求(央求?)之下去国家公园里陪她徒步,全程没信号。

“十分抱歉……结果我们走了半天,也没上到山顶……”

餐厅的音乐震耳欲聋。我们朝着彼此大喊,在歌曲结束的间隙简短地交谈,最后也只能喝着玛格丽塔,盯着天花板。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豆豆再次失踪了。

豆妹和朋友一大早已经离开;三个男孩决定去国家公园单日徒步。大陶跟Deep下午4点就“跑”完了这40公里,返回了镇上;而豆豆,据说一开始就落在后面,一直没追上。

“豆哥一定是被这两个疯子拽得太辛苦,吃不消了。” 我对此深有体会。

“你会不会突然地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 大陶呼唤着狼同伴。

大概是因为昨天晚饭的阴影,Deep提议我们今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可是,在我们逛了城里的3家价格昂贵的超市、购买做菜原材料之后,在大陶用城里基本买不到的新鲜蔬菜炮制了一份加州沙拉之后,当同青旅的大妈给我们分享她烤制的蛋糕之后,在Deep烤制了一小时乳蛋饼之后,甚至在我慢炖了两小时番茄萝卜牛肉土豆大杂烩之后,豆豆也没出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仨不约而同地伏在青旅的窗户前,观察楼下的路。

“他来了!” Deep突然大喊,和大陶一溜烟跑没了。

我冲到楼下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幅奇异的画面:大陶和Deep把豆豆抬在手臂上,三个人又抓又闹,东倒西歪,勉强走了十几米。宿舍门口的台阶前,二人把豆豆放了下来,又坚持要在豆豆进屋的时候,再次坐上“花轿”,“以展示他接受的皇家待遇”。门一推开,豆豆坐在大陶和Deep手上,满脸幸福。

我们三位厨师贡献了自己作品,Deep的乳蛋饼被大陶快速要了第二碗和第三碗,我的牛肉汤被豆哥频频“续杯”。Deep从烤箱里端上了甜品——他用巧克力粉烤制的蛋糕,再缀上冰淇淋。“考虑到我们这里有两位乳糖不耐受的同学,我特意买了无乳糖的冰激淋。” 

我和豆豆相视一笑。


在并不遥远的初中时代,我的牙膏要头天晚上挤好,吃饭把书放在大腿上背课文,有时候干脆不脱毛衣就睡觉,走路生风恨不得5秒内直达目的地。

而今晚,我和Deep、豆豆,围坐在黑暗之中。杉树压下逼仄的影子,月亮在狭窄的视野里缺席。豆豆把白天用冰雪冻上的啤酒取出——纯粹落基山脉冰啤。我们仨围坐在一起,把酒瓶递来递去。

这是离开大河镇的第一个晚上,大陶成了“失踪者”——他的包裹没有按时抵达,只能在镇上滞留一夜。在逼近黄昏的时候,Deep和豆豆走在我前面,我听不见他们的对话,只能看见模糊的背影。

我的心就像冰冻的啤酒,一开瓶,就要溢出泡沫。

“Deep,有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像对待正常女人一样待我。” 

他停顿了一下,想了想问道:“‘对待正常女人’具体来说,应该是啥模样呢?”

我不知道。说话温柔一点?少开一点玩笑?懂一点小女生心态?把我奉为公主?手拉手跟我走完全程? 或者,让我永远不再嫉妒大陶和豆豆?

我的回答敷衍了事。猫头鹰传来低嚎,划过头顶。

回到帐篷里,我躺在他的左边,他从帐篷里伸出手来,搂住我的肩。从比赛之后,我们一直分享帐篷:有时有用我的Fly Creek UL2, 有时用他的Tarptent Contrail。帐篷里偶尔有两人的汗臭狐臭脚臭屁臭味。有时候,他会在睡前看书;早晨,他总是比我先醒来,在面包圈上涂上Nutella巧克力酱,让后分我一半。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什么?”

“不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很开心我们能在一起徒步,和大陶、豆豆一起……”

“我也很喜欢你,甚至有可能爱上了你。我也许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我总感觉,我之前的情感,总有很多自私的成分。我不知道……这可能只是我靠近爱的一次尝试,但起码是目前为止,最靠近真心的一次。”

我像是在往火山湖里扔石子。

谈话从爱情蔓延到了家庭。Deep的父亲在两个小时之外的城镇工作。“我的两个弟弟都已经成年、离开家了。我从大学之后就开始自己养活自己……走完步道之后我要么继续读硕士,要么继续探险,回家,不是选择之一……虽然我的妈妈一定会接纳我。”

我则提到了我那父母缺席的童年,和我不生育的打算:“如果我不是百分之百真心想要孩子,我宁可不生。” 他则认为,孩子是必须要的;宁可放弃游荡的生活,也要给孩子一个安稳的童年。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你读过《毛毛》和《讲不完的故事》吗?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的书……”

“当然读过!米歇尔・恩德的书,是每个德国孩子的必读书……你还记得《毛毛》里的灰先生吗?Mr. Grey……”

我当然记得。灰先生一群偷时间的怪物,他们裹在大衣里,跟踪人类,偷走他们的时间,然后把偷走的时间卷成烟不停的吸,一根接一根。如果烟灭了,他们就会死掉。可是人类,却听从灰先生的伎俩,心甘情愿地交出他们的时间,做着基于谎言和重复的工作,期待赚够了钱之后,就可以从灰先生那里拿回来有着超高利息的节省下来的时间,享受生活。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灰先生利用了人们的短视,拿走了他们心中最宝贵的时间之花。交出时间的时刻,心,也枯竭了。

那些被我处心积虑、锱铢必较的种种,被淹没在了遗忘的洪流里。他躺在我身边,我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万物一起,漂流在时间的湖上。湖面庞大,吞噬彼此,石子下沉,冰山融化,湖水节节上涨。

30 Jan 2021

大陆分水岭回忆录连载1

还没有编辑看过这些文字,所以肯定有很多文法错误。它们会不会在别的地方、以另外的载体出现,我还不确定。不过,如果你和它们在这里相遇,希望它们能带给你一些思考、一些力量。

连载1,记录的是2015年AT结束到2017年大陆分水岭新墨西哥“派镇”这段时间的事情。“派镇”之后的部分,会相继放入CDT连载2和3。

如果你想看有图的版本,可以移步CDT的其他日志,或者在诺娅的公众号(张诺娅走CDT)上点击“探险”-“大陆分水岭”,阅读图文日志。


在路上的日子,生命的密度更大。回到城市的洞穴,安居一隅,却仿佛每一天都过得轻飘飘的。

2017年,奥斯丁。大陆分水岭徒步准备之际。我又读到了3年前写下的文字:

“每当被复杂的社会现实评价的时候,被纠结的人际关系弄得一筹莫展的时候,或是望着街上庸庸碌碌的人群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抑或是纯粹想念那山峰清泉丛林原野的时候,我常有一种幻觉:远处的群山,在召唤着我,所以我必须要回去。

可是,我的内心深知,我无法回去得太久。栈道是我的家,可是这个美丽而残缺的人类社会更是赋予我身躯和智慧的地方。栈道教给了我坚持,忍耐,和接纳的能力,这并不是要我在现实社会里愤世嫉俗,活得一筹莫展。相反,我认为健康的‘追梦’,能给人处理‘入世’难题更大的力量。”

事实果真如此吗?

轻飘飘的2016年,我安心谈恋爱,跑步,攀岩,爬雪山,学设计,然后更安心地分手。

离开男朋友的过程,简单干脆得吓了自己一跳:只是在争吵之后,在超市里闲逛,看到了一只白白的软软的小海豹玩具,把它抱在怀里。

小海豹咧嘴笑了。

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必须走了。如果一只海豹带给我的快乐,大于一只男朋友的——那这段感情,值得吗?

回到奥斯丁的洞穴里,一切并没有异样。该写的文字继续写,德州大学的硕士学位继续念,跟朋友的聚会继续参加。

2016年的冬天,老板和我开着大车,呼呼地把一群学生拉到德州边境的Big Bend国家公园。孩子们在墨西哥浑浊的河水旁边祷告,愿神保佑一个在大学申请中挣扎的孩子。

我却在大河旁,听到了远方的风的声音。

离出发的日子越近,弦绷得越紧,仿佛轻轻一戳,气球就要爆破。生命的密度,在每一场旅途开始前,已经跃跃欲试地上涨了。

写论文、上课、教课之外,我没时间沉溺在网上刷大陆分水岭的信息。PCT时代对装备、徒步技巧、路线的理解,一直沿用到现在。惟一空闲的经历,是买来厚厚的大陆分水岭纸质地图,一页页地研究;然而又因路线太复杂、候补线路太多,只得把计划做个大概。

工作在四月停止。信教的老板娘转了4000美金到我的账上,女儿Gloria还做了个小采访,询问我关于大陆分水岭的问题。回望PCT和AT出发之前的两周,我还在餐厅端盘子,吸着厨房的油烟,对着光鲜的客户满脸堆笑。

每次临近出发之日,总有一两个用餐的客人问我:你最近有什么事,是我们能为你祈祷的?我会告诉他们,远方有山,山上有路,我要去走。那客人便会拉着姐妹的手,在餐桌上为我祷告。而我,只能为着一次次注定的巧合,错愕,感恩。

CDT, CDT, CDT, 想触碰你,却又收回手。你是在科罗拉多步道上的长沼和卫斯理和高原和冷雨和一张张沧桑的脸和被紫外线晒红的风和每日的雷阵雨和冰雹和松针的香味和银顿小镇的火车和圣胡安的蓝色湖泊的总和。从CT到CDT, 我又要重回那最初的起点,去画完这个圆。

在离开奥斯丁一周前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爱上了一个陌生人。他被莫名的罪名指控,而我笃信爱的虔诚。梦无疾而终,醒来后我只记得那坚定的玫瑰红,大哭一场。

也许,半年前跟男友分手,只因为我是一个要出发的旅人,行囊里除了食物和水,塞不下更多东西?

我在日记里写道: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爱上了一个罪犯。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却被卷进一连串案件之中;我在梦里坚信他所犯下的是正义的罪行。回到现实,我发现浪漫总发生在远方的路上。然而我从来都没能带着身边的人,走上任何一条长距离探险。这将会是我的最后一条长距离徒步线路,留给我的将会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永恒的空洞……”

我又看了一次《潜水钟与蝴蝶》。电影的末尾,主角抵达彼岸,万物归一,时间逆行。那些坠入海洋的巨大冰川,又被逆向镜头重组,从海水里绽放而出,融回了冰川的原样。

2017年4月30日。

我从奥斯丁飞到德州和墨西哥的边境小城厄尔帕索(El Paso),再从厄尔帕索(El Paso)乘上灰狗大巴。

汽车出了德州、进入新墨西哥的时候,我开始慌张。因为我坐在车尾,司机的喇叭又坏了,我生怕坐过站。从厄尔帕索去目的地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辆。

司机是个女黑人。三个小时之后,她转头大吼:“罗兹伯格!” 像是对我一个人喊的。

这之后的五个月,我再没见过一个黑人。

我下了车。罗兹伯格(Lordsburg)这一被西部遗忘的城市,在繁华的州际10号高速的身影下蜷缩着。

街道上不见一个行人,土坯房耷拉着“出售”招牌,惟一的食品店今天不开门。一个加油站、几个小餐馆、一家卖烟火的商店,灰尘在街上飞扬,垃圾盖翻开。背后是茫茫的蓝天和沙漠。

我去房车公园KOA登记“入住”,要了一个帐篷营地。然而这里沙土稀松,插不进地钉,帐篷根本搭不起来,价格却是隔壁旅店的一半。而且,这里根本不是我想象之中的徒步者的大本营;一个thru-hiker的影子都没有。

我孤零零地在房车公园坐下,纠结着去留。

半小时之后,我把背包里的东西摊在沙地上:帐篷、睡袋、睡垫、衣服。帐篷成了固定地铺的“砖头”。沙土飞到地铺上,睡垫吹开。“牛仔式”露营,我已轻车熟路。

灰头土脸的起点,没有帐篷可撑的国境线,也许就是这一切“丢盔弃甲”的开始吧。

半夜,房车公园有人在营地边窃窃私语,对这个直接躺在地上睡觉的小女孩感到不可思议。我睁开眼,北斗七星变换了几次位置。在这个徒步者、毒贩和穷困的居民匆匆而过的边境小镇,我把所有的“财务”摊在身边,招摇过市。

我并非毫无恐惧,但至少要做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才能真的为之后的惊慌失措,做预演练习。

我曾听过一种说法:每个人身上背负的重量,取决于他害怕什么。

怕冷,就背更多更厚的衣服。怕熊,就背上3磅的熊罐。怕喝脏水,就带上两三套物理和化学净水装置。怕饿,就在3天的脚程上带齐5天的食物。怕坏人,就背上卫星电话。怕死,就带刀带枪……

每个人,其实都是背负着他们所有的恐惧前行。身上携带的一切,只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最后的体面,和抵御假想敌的壁垒。

然而行走,终究是一个丢盔弃甲的越来越“不体面”的过程。

2017年5月1日。

罗兹伯格位于新墨西哥州东南角。从这里画一条直线,连结墨西哥边境,只有几十英里。然而要去边境线,必须开车在土路上颠簸4个小时,或是徒步4天。

凌晨四点。我从房车公园的露天地铺醒来,打开充气睡垫的阀门。睡垫放气的时候,那熟悉的“噗”的一声,像气球戳破、飘向天际的声音。

天还没亮,却不寒冷。我打包,吃早饭,一手拿着电脑,一首拖着登山杖,背上几十斤的大包,疯狂冲向镇子另一端的汽车旅馆Econo Lodge。

旅途开始第一天,我就差点迟到。

凌晨6:15分,Econo酒店的大厅里,站了十几个人。那胡子最长的男人,好似是个头头。他戴着遮阳帽,手里拿着名单。大家围城一个圈,睡眼朦胧,背包摆在墙边上。十个人里,四个男人有胡子,一个老爷爷已经把胡子剃了,还有三个女生。当中有一个,是我在2014年徒步太平洋山脊(PCT)时认识的松果姑娘。

那胡子最长的男人清了清嗓子。我本以为他要说什么“准备好了吗”“徒步愉快”之类的话,没想到他只是把我们安排到了三辆吉普车上。那男人叫做“雷达”,是大陆分水岭步道协会(CDTC)的志愿者,我们今天的司机之一。

我没有坐雷达的车,而是选择了一个名字叫“云”的姑娘的皮卡。车里只有四个人。

每年大陆分水岭徒步季开始之后,这家边境的小旅馆,总会在早晨六点钟格外热闹,因为这是CDTC“徒步专车”的发车时间。当天从国境线出发的徒步者,在这里统一上皮卡,颠簸三小时土路,前往美国-墨西哥的国境线。

这条“国境线快递”,徒步季节每天一班。几个月前,所有今年CDT徒步者便上交了120美金给大陆分水岭协会。这么多钱,不只是送我们去边境受罪,而更是在沿途提供了4个藏水点——4个人造的沙漠绿洲。头五天的线路,在荒凉的边境,没有一滴自然水源,只有干燥的堆满牛粪马粪的池子。大陆分水岭协会(CDTC)在沿途修了5个大铁盒子,里面装满桶装水。

我们要去的地方——“疯子库克”纪念碑——在一条国土局土路的尽头。疯子库克纪念碑是CDT的三个自选起点当中最难以到达的一个,却最为有名。

因为它有碑。

新墨西哥州东南侧的州界,其实大部分和德克萨斯接壤。挨着墨西哥的,只有很小的一段。疯子库克纪念碑就在那一小段上。纪念碑面朝东方,也就是墨西哥的方向。所以徒步者离开疯子库克、走回罗兹伯格的这一脚程,不是“一路向北”,而是一路向西。

开车的云姑娘是CDTC员工(她只有4个同事)。云姑娘去年刚刚走完CDT,而她在此之前,没有徒步过别的长距离线路。

云姑娘向我们重点介绍了第一个脚程的线路:有不少人说,这是CDT全线最困难的一段路。

我坐在副驾,尘土遮盖了挡风玻璃。我们停车,所有人在一个破败的教堂上厕所。四下无人,没有一个房子。

云姑娘说,若是你们愿意,也可以走这条公路回罗兹伯格。“直接简单,还不用研究地图。”

身后的加州老两口摇摇头:“我们可付了120刀的水费。”

回到车里,我问云姑娘对CDT哪一点印象最深。她想了想说:“我本是特别反对特朗普的,但是CDT的沿线州,基本都支持他。我去年走了一遍分水岭,看见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才更加理解他们的选择。”

云姑娘和雷达先是把车开到了第一个藏水点——这里距离疯子库克,刚好是14英里的徒步距离。雷达检查了签到簿,确认名字和人数,和老婆“秘鲁”把几个巨型水箱填满。

重新上路之后,我们果然在土路边,看到了三个被尘土盖住的徒步者。他们正在走向第一个水源。

三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9个徒步者,站在疯子库克纪念碑边面面相觑,仪式感全无。拍照、道别、三言两语搭话。

“疯子库克”纪念碑,尖顶指向蓝天。

纪念碑旁边有一个简陋的铁丝网,网那面有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有农田、有房舍,还有推土车在作业。

那就是墨西哥了。

一个调皮的小哥翻过了铁丝网,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站了几秒,“没有什么不同”。

已经上午十点了。人们在纪念碑旁边的凉亭检查装备和水,相继出发。这头100多英里,我们要从国境线走回罗兹伯格。 

一路上路途颠簸、尘土飞扬,我的背包也在皮卡后面吃灰。灰尘本身是很干净的——但是沿途有牛、牛有粪便。这背包上占了多少牛粪里的病原体,我不得而知。

和我同车的加州老两口走了,轻装的小哥走了,松果姑娘走了。他们都出发了,向西,向北。

四年徒步,最后一场考试,开卷竟是这么简单,像沙漠的颜色一样土黄。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炙热的阳光。

第一天,几乎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14英里外的第一个藏水点。

我追上了松果姑娘。她说:“到了西部我才知道,原来可以看得这么远。东部的山林遮遮掩掩的,但是在这儿,同伴隔得多远,都能看见背影。” 她循着远方的一个小点,追去了。

天空很高,云朵很近。我走在沙漠的谷地里,周围山型高大,却仿佛跟自己没有关系。

我沿着没有小径、没有树木、没有水源的大地行走。

仙人掌的手臂有的细长,有的扁平,它们都开着深粉色的花朵。这是大地上惟一的红色。

一个蓝色自行车瘫在路边,不从哪儿来,也不到哪里去,好像一直就长在这土里。

我包里背着《百年孤独》。出发前熬夜阅读,也没能看完。我想知道那个吃土的女孩后来怎样了,她是不是也到了一条很远很长的路上。

我带了3升水,嚼着口香糖,觉得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蒸发,但每一根血管都在吸氧。

临走前我担心风,担心雪,担心一切。但是上路了,就好了。熟悉又陌生的风吹着我,比德州毒辣一百倍的太阳烤着我,仿佛有很多鸟飞在天上,但一只也看不见。沙漠熙熙攘攘的,喧闹极了,闹腾得只剩下安静。这安静只是人耳的评判,动物、心脏、回忆,都是要投反对票的。

如传闻中一样,CDT基本没有路,偶尔有一个路标牌,是一米多高的铁牌,上面一张CDT的标志。为了找这些路标,我专门背了眼镜,但因为自己太矮,戴上眼镜也无济于事。原来找路标跟视力无关,跟身高有关。我只好把眼镜收起来,专心研究手机里的Guthook地图。

他们说:走CDT,要有一双好眼睛。因为CDT的路牌就插在大地和山间上,每隔几英里才有一个。看到了,就径直走向它,别管什么“步道”。

因为根本没有步道。

早在1968年,联邦颁布了《国家步道系统法案》。这第一版本,只批准了阿帕拉契亚步道(Appalachian Trail)和太平洋山脊步道(Pacific Crest Trail)两条国家步道。

CDT虽然在1978年被《国家步道法案》更新版,划为第二批“国家步道”,实则联邦政府没有拨款一分钱。CDT穷困潦倒,修不起步道,只能把路线倒到荒漠里、土路上。

“你不给我们钱,所以我们也没法遵守你的法律”。比如,《步道法》里要求“风景最优化”,也要求CDT必须具有“景观价值”。可CDT没有经费把步道修建在风景更好的地方——因为风景好,常常意味着成本高。所以,CDT无法把步道牵引到真正的大陆分水岭上:能不修步道就不修;能不修到山上,就让步道从平原走;能在低海拔就在低海拔;能在沙漠就在沙漠。

反正我没钱,我任性。

另外,CDT经过的多是保守派的州,尊重宪法和美国奠基时代的“小农经济”,认为私有财产所有权应当被政府绝对尊重、保护。所以,住在分水岭的农场主和牧民们,不肯把自己的私有财产(即土地)割让给政府修步道。

“大陆分水岭”在这段沙漠的腹地,就是在一条条吉普土路上。步道设计师明明有山脊线可以走,有高海拔的水源和冷空气可以享受,却偏偏只能把CDT导入干燥沙漠里。

出发之前的半年,我没有任何体能训练。本来预定三月春假去秘鲁徒步巴塔哥尼亚,连营地都订好了。我从奥斯丁飞到了墨西哥、从墨西哥飞到了圣地亚哥,却被海关“驱逐回美”,原因是美国绿卡不能直接进入南美,还需要有签证。

于是,我坐了3天飞机,最后又回到了奥斯丁的床上。这一折腾,我把所有的体能训练,都交给了大分水岭。“徒步的最好准备,就是徒步本身。” 只剩自我安慰了。

2015年结束了阿帕拉契亚步道的徒步,我不仅没有身心俱疲,反而没折腾够。九月底跑了人生中第一个半马,十月初徒步了科罗拉多的四山口环线,十月底去了大峡谷完成R2R2R双重穿越,十一月连续两个周末去了犹他的反射谷、锡安国家公园、白蘑菇和郊狼谷。十二月在尼泊尔待了25天,徒步了ABC和EBC加长版。2016年,我在四月攀登了胡德山——北美最“杀人”的山峰之一,五月登上了沙斯塔,七月登上了亚当。这些都是太平洋山脊沿线的火山,非常经典的美国雪山线路。七月我在俄勒冈的PCT上徒步了一周,和好哥们李路猜测“出山之后是否世界大乱”。二月跑了第一个马拉松,八月份又跑了一个;五月份的时候,半马纪录已经是1小时42分了。下半年,研究生项目紧张了起来,我同时经营着两个工作,依然隔三岔五去攀岩。

这一切都在2016年冬天改变了。我的每个冬天,都过得萎靡不振。德州的冬天并不寒冷,日光也不算短,可我就是提不起精神。我去了波士顿,跟男友分手,再返回德州。

硕士项目、研究项目、分水岭的准备,一齐压向我,可我气定神闲地研究狼人杀、读英文小说,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饮食混乱。硕士项目简单得让我失望,但我就是提不起兴趣写作业。研究项目我能迟到就迟到,能推脱就推脱。就连去巴塔哥尼亚、来大陆分水岭,我都是最后一步才策划的。

好在“被遣返”事件,给我敲了警钟。如果再不上心,这旅程都有可能无法开始、更无法完成。

也许是连续淘气了几年,累了。也许是知道还有一段长旅,想积攒能量。也许越来越任性,不想去做任何他人附加给我的东西。如果有人站在我面前,对我说“你一定要去徒步”,恐怕我也会反骨,决定干脆不去了,弃掉此诗,另起一行。

毕竟,没任何人想让我去分水岭,除了我自己。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原来我一直在“出差”。此刻,才是久违的“回家”。

这家不是轻易能离开的。这里没有门窗,没有锁,却圈住了我。

我此行“回家”的目标很简单:不受伤。于是,我每两个小时,便休息一下。补盐,补水。坐地拉伸。烘干脚丫。大力按摩。各种招数都用上了,依然从肩膀到盆骨、从膝盖到脚,全身酸痛。

步道非常平缓,基本没有升降。路面是砂石路、鹅卵石路,可谓是“脚踝杀手”。我偶尔能看到一棵大树,其余时间都是在干枯的河床踽踽独行。

还有一个大包,在土路上挪着。这是个老人家,背着用了50年的帐篷,看上去有70斤重的外架包。

大爷的脸被晒得焦红。

他说自己快没水了;我的水也只剩两口。

老人说,他并不是在徒步分水岭,而是要走去新墨西哥的圣塔菲。他花了两天,才走到第13英里。

我们到了藏水点,晕羊姑娘、松果姑娘是PCT上的老相识,已经在聊天了。加州夫妇也到了,在藏水点灌水。几个轻装的男子,在讨论着太阳落山之后,要再赶几英里路。大家核对着科州雪况情报,聊着“步道政治”,林林总总的谣言。

藏水点是一个铁箱,里面有五六个蓝色的大水箱、白色的加仑水桶,至少有50升左右的水。云姑娘曾说,我们今天这一拨人是今年最高的单日出发人数,所以未来几天,CDTC的志愿者们还需要给接下来的几个藏水点“补给”。

荒漠徒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是“魔鬼时段”。一般人在这时寻找一片惟一的荫凉,乘凉、睡觉、唠嗑、吃药,就是不走路。(此处的“药”指的是布洛芬一类的止痛药,有些徒步者把它们当糖吃,美名曰“维他命i”,因布洛芬的英文是ibuprofen。)

相对而言的“黄金时段”,是早上6-8点,傍晚7-9点,甚至更晚。这时候温度虽高,但没有阳光照射,体感温度降了不少。沙漠的夜晚尤其凉爽,清风正好,若不用这时间大肆赶路,就是暴殄天物、辜负了沙漠的“馈赠”。

在出发第一天的黄金时间,加州老两口说要继续赶路。他俩说要走CDT原路线,而不从众去走土路,因为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road walk”。

云姑娘曾经提醒过我们,第一个藏水点之后的这段路,“官方路线”跟土路完全平行,但比土路的难度大很多。具体难在哪里,她卖了个关子。

我受到加州夫妇的感召,决定跟风走CDT官方路线。没走几步,才发现这里是仙人掌遍布的小山坡。和美国西南部很多荒漠的地形类似,这里没有小径,倒是要翻越几个“世纪大深沟”。

人要承认自己为了“作死”而犯错,着实不易。我盘算着再不脱身,今晚睡垫一定会被仙人掌刺扎出洞,何况这路线就是绕着山坡摇摆,却不上山;不能进不能退,还没有平坦的路面扎营。

在仙人掌里纠结了半小时,腿上都扎满了刺球。这一折腾,直线距离没走出几十米,竟然还能看到藏水点的铁箱!

我乖乖退回了土路——土路就在山坡底下。我准备跟随群众雪亮的眼光,走最简单的路。

我光荣地浪费了傍晚地黄金时间,在七点半败下阵来,搭了帐篷。这是我两年以来第一次搭这个粗笨单人帐篷,竟有些手生。这个帐篷是我在PCT加州西耶拉时买的,奶爸说它“只是一个帐篷的概念”“像一个水母”。搭建这个帐篷,就像手磨咖啡的味道——是一个工程,一种艺术,而且每次形状、高矮都不一样!

几十米外,就是水源;几十米外,就是另一个人类。

我从未感觉如此安全。

第二天早晨,我在六点半出发。

四周无路,却好似处处是路 —— 沙漠的恩赐和残忍并存。耳朵里塞着王小波和韩寒的痞子气十足的语音书,脸上抹了两三层防晒霜,头上挂着沾了水的buff头巾。

小腿酸痛,影子渐短。

我熟悉的生活,又回来了。

张嘉佳说“ 总会有人对你点点头,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韩寒《一座城池》里的兄弟们正在看一场火灾。

我脑袋中是游泳池,脚下是黄沙;心里是葡萄味汽水,冰镇可乐,口中是干燥的唾液;我的血管里是夏日午后的雷阵雨,皮肤上却是被晒红的开始显露脱皮征兆的晒伤痕迹。

还好我带了清凉药膏,可以敷在伤口上。

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温度飙升至100华氏度。在这个时间段徒步,除了找虐,更浪费水资源。毕竟,我们是把水背在身上的;水越沉,徒步越辛苦,耗水量越大。这时候最稳妥的徒步方式就是找个阴凉地儿躺下来。以无为而为之。

新墨西哥最南端的这头78英里路,被徒步者成为“Foothills”, 山脚下的平原。这里是奇华华沙漠(Chihuahua Desert)的边缘。

新墨西哥的水源只占地表面积的0.2%,多是雪山融水。这段路地势低矮,离高山很遥远,更没有自然水源。牧民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许可证,在公有土地上放牧。牧民在这里“改造公有土地”,造井、造风车,把地下水压上来,蓄在直径两米左右的“水缸”里。

这些水缸是给牛喝的饮用水。它们的待遇,比人好多了。

没有人居住在这片foothills上。倒塌的房舍,木头和铁皮散落在地上。

2017年5月4日,晚上7:43分。

我在清晨7点出发,阳光已经开始炙烤大地。一辆吉普车开过,是CDTC的员工拉着一车饮用水,补给5个藏水点。

晚上7点35分,我在宇宙中心醒来。四下无人。

回望四周。山低云阔,灌木低矮,远方的尘土被风撩起来,好像要把什么讯息送到天边。除了几只野兔和蜥蜴作伴,我好似囚徒,被放逐到了世界的中心。

这里是哪里?睁开眼时,我竟有些晃神。我躺在自己的背包上,屁股和脚下没有垫东西,小腿已经沾满了土。

下午3点的时候,我翻过了几个栅栏,又从几个铁丝网下爬过,经过一些沾满牛粪的水桶、装满了盐的吉普车轮胎,寻找着地平线之外的CDT路牌。烈日灼人,没有任何蔽荫(几天里,经过的树可以用两只手数出来)。

我偏离了手机里Guthook APP上的CDT标准路线,但又发现在这沙漠里,任何路线其实都一样,知道大方向就行。找回步道之后,索性躺下,被蚂蚁骚扰,换了几次地方,等日落之后再出发。

半睡半醒之间,手机居然震动了。一看,四五个未接电话,多了好几封邮件。墨西哥国境线的LTE信号, 带来了坏消息:我的信用卡被盗刷了。

我苦笑着,想到两年前在AT上,也遇到类似情况——莫不是有人知道我要出来流浪,找准机会下手?犯罪分子用我的信用卡刷了几个晚上的五星级酒店,一些类似沃尔玛的商店,还有甜品店。愿这些来得快去得快的廉价消费,给TA的生活带来一丝丝慰藉吧。

给银行打电话,把事情解决以后,我拍拍屁股上的土,打算再走10英里。

迎着夕阳,空气渐凉,天空从金黄到桃红到深紫,几只长耳兔在前方追逐。沙漠的黄金时间,总让人眼大肚子小,有种能一直走下去、走到地老天荒的错觉。

午觉和信用卡事件的双重作用,让我义愤填膺,化愤怒为力量,推着我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疾行。此时已经傍晚8点,我估摸着要借着月光,走到午夜。

今夜陪伴我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天色渐暗,脚下的沙地一深一浅,日落、月升之间,兴奋转化成了落寞,再转化成了惶恐和孤独。

沙漠的黑夜,没有森林里的巨大黑影作假想敌,半个月亮把大地照得敞亮,四下空旷,旷野坦然,只有微风的声音,远处的高速路闪烁着微光。

我仿佛回到了3年前PCT南加州沙漠。

沙漠里什么都没有,除了脑中的海市蜃楼。我托着刚受伤的病腿,迎着早上11点的沙漠阳光,走进了菲利佩山脉。

这是南加州的4月,太阳已经很不要脸地炙烤着大地(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的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

中午,我找了块儿山脊侧边小得只能躺下一个人的空地,铺下睡垫,拖鞋解袜,撑开阳伞,倒头睡去。在这样的热浪里,“睡”是个比喻。

看到萨拉的时候,她已经精疲力竭地坐在一棵长得很可怜的约书亚树下。约书亚树不是树,而是一种兰属灌木。沙漠上怎么会有这么奢侈的东西呢?

在下午3点的烈日中,我屁股一坐,灰尘尚不计较了,只为和萨拉分享那一块儿小得卑微的阴凉。我对圣菲利佩山脉和沙漠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萨拉问我还有没有水。我摇了摇自己的水壶,还有估摸着半升水。

我给萨拉倒了一半。

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二次牛仔露营。露天席地躺在沙漠地表上,没有帐篷那层薄薄的屏障。蝎子毒蛇蜘蛛奈我如何;此刻我也是一株干瘪的沙漠植物,它们对我提不起兴趣。

看见萨拉是第二日的下午了。她头一日靠着我的三分之一升水,一直走到了午夜。她说自己爱在夜间行走。

萨拉在午夜1点钟,打开了沙漠的第三扇门。

圣菲利佩山脉,有7道门。这些与其说是门,还不如说是可以移动和关闭的栅栏。门有一个小栓,镂空,只能用人手打开;这些是私有领地的区分界限,用于圈禁沙漠上惟一和人类较为熟悉的物种:牛。

圣菲利佩的这7道门,是每个徒步者心念念的地标:打开第3道门之后100步,按指示牌右转50步,有“第三门藏水点”,埋葬新鲜桶装水数十筒。这和头一个水源点(高速公路下的藏水点)之间隔了20多公里。打开第6道门,意味胜利已接近:这里还有一个水管,里面滴着黄金一般珍贵的山泉。第3道门和第6道门之间,又隔了二十多公里。二十多公里的距离,就是沙漠自己评估的徒步考试题。能者,取水胜利,可以有继续徒步的权力,最重要的是能活下来。而对于其他人——除了你自己,没人能帮你。

后来萨拉说,那天她走呀走,走呀走,走到了凌晨一点,找到了藏水点。她在铁箱子旁边,抱着一大桶水,喝呀喝,喝呀喝。她跟老公经常走夜路。她不怕。

更后来,那个为了一口水而走到黑夜深处的她,离开了PCT。

再后来,就是她意外去世的消息……

那个萨拉,就这么蒸发掉了。像沙漠里的阳光一样。

像沙漠里的阳光一样,我的勇气也蒸发掉了。

半个月亮的光芒不足以点亮前方的路,于是我打开了头灯。白天时,为了看清CDT路牌,我偶尔要拿出两百多克的眼镜。(为了轻量化,我之前从未把眼镜带上步道。)可在这黑灯瞎火月黑风高的夜晚,连视力最好的人类,也只能沦为“近视眼”。

我听见远方的汽车声。艾米丽狄金森的诗里说:“以焦渴体会水,以洋流感知陆地”。那我现在,是不是在以人类的便捷、科技的发达、城市的拥挤,作为参考系,感知这并不太荒凉的荒野呢?

耳机取出,摒息听着周围的声音。大地如此喧闹,宇宙下着无声的棋局,我却踉踉跄跄地摸索着每一脚落下的位置,无暇兼顾。

突然,黑夜中一个巨大的物体,横在我的面前。

月光下,那东西十分可怖。那东西高一米,是个直径三四米的大圆圈,在前面空洞的黑暗中默立着。走近看,月光洒到圆圈内部 ——深黑色的仿佛是石油的液体,和液体表面张牙舞爪的漂浮物,让人心惊。

我打开Guthook确认位置:原来这是一处“水源”。 沙漠上,私人农场主向公家买地,获取所有权之后,必须依法“改良”土地面貌,包括引进地表水。这个巨大的水槽,估计就是农场主给马匹和牛的水库;当然,也有偶尔焦渴而绝望的徒步者,胆战心惊地把净水器塞满。

我的水不多了,但黑夜里的“石油”实在提不起我的胃口,便继续前进。

还没走出七八米,我又遇到一个路障 ——横着的铁皮栅栏。在这头一段脚程的4天之内,我估计翻过40个这种栅栏。它们有高有低,幸运的时候铁丝网上没有刺(当然,大多时候是不幸运的)。有些可以垫着脚尖,扶着木头桩,直接跨过;有些有“V型门”,可以通过人,不能通过牲畜;而大多数,只能采取下策 ——从最低一排铁丝之下,爬过。

我突然泄了气。匀速前进的时候,感觉飘飘然;一旦有了路障,黑夜的魔才更明目张胆。

犹豫不决时,黑暗中,突然传出声音。

“Hello, 那边有人吗?”

声音的来处没有头灯的亮光,月色中只能隐隐看到地面上的黑影。走进了,黑影点亮了头灯。地上散落的蛋壳睡垫、羽绒睡袋、杂七杂八的小包,和一个男性人类的轮廓,才正式显形。

黑影说自己叫做西玛尔(Himal),这是他在尼泊尔的时候,当地人取的名字。

我在月色中找了一块牛粪少一点的平地,打了地铺。西玛尔离我大概三米远,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西玛尔说话有口音,一问才知是以色列人。我们在黑暗里“相认”,得知对方是CDT徒步者之后,迅速交换了徒步履历:西玛尔走过以色列国家小径、太平洋山脊步道、在尼泊尔做过两个月义工,还学了当地的语言。他走完大陆分水岭之后,想回到尼泊尔,去走那条我仰慕已久的“大尼泊尔线”。

西玛尔没有订120刀的“国境线专车”,而是通过搭车和徒步,花一天走到国境纪念碑,再正式开始徒步,折返回Lordsburg。 他比我晚一天出发,但不走寻常路,手里拿着一张纸质地图,“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牛逼哄哄地在沙漠里穿梭野地。惟一的缺点是,这些“直线”都不经过藏水点。于是在过去的两天里,他把“最短路线”,改成了“两个藏水点之间的直线路线”,倒也超过了大多数人。

十一点,我在坠入梦乡的前一秒,还听见西玛尔在月夜里从“石油桶”里取水、滤水、洗衣服……

清晨,一种女性天生的直觉,让我比他先醒。我终于看清了周遭:漂满了浮藻的水桶,三米开外的大轮胎,十米开外的铁栅栏。铁栅栏之外,几批马驹好奇地盯着两个躺在牛粪之中的人类。马匹背后,是被朝阳染成粉红色的群山剪影。

我终于看清了西玛尔的脸。从黑夜里的一个带口音的声音,开始认识一个人,并且那么快速地选择相信他 ——也许只有在荒僻的长距离步道上才有这样的事儿吧。

小哥从坐起来,从铝膜套子中,变出一把尤克里里。

“Climb to the top look over the ledge

dance barefoot on a razor’s edge 

reach for the stars grab the tiger by the tail

but if I don’t try I’ll never fail……”

(爬到悬崖边,看深渊的远

站在刀刃上,跳舞垫着脚尖

手摘星辰,抓住老虎尾巴

你不会失败——代价是放弃冒险)

我打点行装,先于西玛尔出发。

最强力的针清醒剂,莫过刚走五步路,就要手脚并用地爬过铁丝网。七点的大地还没放弃昨日的余温,八点的骄阳转动烤炉按钮,九点的沙漠就开始烟熏路人,十点时视线开始被热浪扭曲,十一点的饮用水已经烤成热水……

十二点,我到达头100英里的最后一个藏水点。一早上没看见西玛尔,本以为他早已“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当他精疲力竭地出现在铁箱旁,我还是有些吃惊。

“走得太欢,忘了找水点,结果半路折返……”

“哦,我还以为你已经到了罗兹伯格了呢……” 我抓起一壶水就往他头上浇,小哥直呼大爽。

沙漠里,本就是不该有水的。即便有,它也属于仙人掌的根、约书亚树的茎、响尾蛇的血。沙漠里本不该有城市,本不该有灌溉,本不该有《宅地法》,本不该有七道门。美国人的祖先不同意,于是他们拦截了科罗拉多河的水,积攒了内华达山脉的雪,圈了拉斯维加斯的地,从波士顿和华盛顿迁徙到遥远的旧金山。大荒大旱大风大难,一当降临,便铺天盖地。

几百年后,又有一群不知足的人,偏偏要从墨西哥走路,去加拿大。他们当中最早的那一拨人,孑然一身,无人理睬。1970年代,西部的国家步道刚刚火起来的时候,每年也不过只有几个人尝试通径。那时候没有步道天使,没有藏水点,没有沿途的庄园为铺满风霜的人接风洗尘。那时候PCT的圣菲利佩山脉,水源跟水源之间不是隔着20公里,而是100公里——那时候的徒步者要学会听风和水的声音,辨认山谷的地形,碰着运气,才能在沙漠的几角旮旯里收获一点上苍施舍的水。

几十年后,徒步者的人数翻了几百倍。可是再没有人学会辨认山谷的形状、观察植物的变化,指着斜坡下面说:我觉得那里有水。

下午一点,华氏102度。

高大的英国巨人、加拿大黄刀叔、加州越野跑医生,都聚集到了藏水点旁边。

医生撑开阳伞,在仙人掌从中寻找一点微薄的阴凉。英国巨人跟西玛尔是老相识,相谈甚欢。

加拿大黄刀叔脸色不太对劲。两个小时前,我们在土路边,看着老牛仔和小牛仔们在做春季最后一次“套牛”,给牛犊的耳朵上贴“出生证”和“亲子证”。我从没见过套牛比赛之外的牛仔,对他们的工作细节一无所知,在路边看得出神。

好几天没有看到这么多活人、这么多车。黄刀叔走走停停,时不时回头看我,好似是在确认我没有被哪个牛仔“套”走。

在某个被废弃的水塔,我爬上梯子、试图取水,但是水位线太低,我的小短手根本够不到水,侥幸放弃。黄刀叔再次跟上来,确认我身体健康、没有被牛仔们“骚扰”或跟踪。我向他解释一切无恙,但小腿酸痛。他说药不能停。

可到了下午,需要“吃药”的人,变成了黄刀叔。气温一路飙升,西玛尔在黄土中跑得不见了踪影,英国巨人、加州医生、黄刀叔和我,在艰难推进这最后10公里的“进城之路”。

休息时,黄刀叔突然弯下腰,吐出了不少东西。加州医生做出了13种分析,从饮食到中暑都排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大碍,可黄刀叔的脸还是白得可怕。

英国巨人掏出头巾,用水打湿,给黄刀叔套在帽子里,清凉头部。

得知黄刀叔身体虚弱、无力前进时,巨人二话不说,直接把黄刀的包提起来,背着两个大包开走……

英国巨人前搂后抱两个大包,竟有种乳妈背着俩个嗷嗷待哺的小娃的感觉。他是六尺大汉,抱着两个背包,重心好似升到了胸部,那里宽了三圈,好似要被“气囊”拽离地球表面。不是他在背包,而是包在背他。黄刀叔虚弱得很,感激的话说不出来几句,百感交集地跟在后面。

最后的五公里是高速路。在狭窄的路牙边,一把银伞、一个套着鬼子头巾的中年大叔、一个身高六尺背负双包的巨人。泊油路的热气升腾起来,我头昏脑胀,看着眼前奇怪景象,竟觉得有些不真切。

手机里显示,罗兹伯格当地温度是99华氏度。

罗兹伯格,我们又回来了。

科罗拉多小径,离开了丹佛,就是离开了。太平洋山脊,离开了圣地亚哥,就是离开了。阿帕拉契亚,离开了亚特兰大,就是离开了。惟有这大陆分水岭,让我们从一座风沙掩埋的鬼城出发,又再度回到这里。

我们四个人,蓬头垢面,灰头土脸,从罗兹伯格的“富人区”(也就是几栋还有人住的房子)一路进“城”。所谓城,也不过是10号州际公路旁边的酒店。这酒店广告里说游泳池全年开放,可事实是游泳池全年干涸。不过,绿洲干枯了,不算要紧。此时此刻,在我们四人眼前,那酒店从沙漠的地表拔地而起,悬浮在空中,四州孤立无援,岂不是一座海市蜃楼?

走进酒店大堂,发现还有活人,才知道眼前这一切不是梦。更真实的,是空调。绝不能假。我们一进屋就开始找地板坐。屁股坐了4天沙漠,不忍心把沙发弄脏。我去饭厅顺了两个苹果。

洗澡之后,当务之急就是把所有的装备都清洗一遍。净水器是一个瓶子套住滤芯,滤芯里的脏水也要用吸管吹出来。手机的三防保护壳拆开,用毛巾擦拭每一个死角。近视眼镜没有用上,壳子却铺满尘土。清凉油、防晒霜、多功能小刀、耳机、墨镜都被马粪和灰土“洗礼”过,不擦擦实在不能忍。更大件的东西,比如帐篷,直接跟我进了浴缸,和一堆身上脱下来的脏衣服,把澡盆里的水染成灰色。衣服要先过水一遍,才敢拿进洗衣机。毕竟嗨客(hiker)的脏衣服把人家洗衣机堵到瘫痪的事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睡袋、睡垫,不能洗,但要摊开,用酒精纸擦拭干净,再挂起来晒……

房间各处都挂上了我的装备。西玛尔看这阵势,默默地说:你真有一套,快把世界都占领了!

我心想,我们中华民族不早已经把世界占领了吗。

几分钟后,西玛尔好像受到了感召,从来不清理装备的他,竟然也开始刷东西。

“用不用刷鞋?” 西玛尔问。

我说,哥们儿你矫枉过正了。刷鞋是没有意义的,出去一分钟就脏了。他说,岂不是刷其他东西也没有意义。我无言以对。

早在2013年年底、我在准备徒步太平洋山脊(PCT)的时候,就读到《尤吉指南》上的建议:出发前一个礼拜,喝平时2倍量的水。“站在起跑线的时候,要确保你是个水宝宝,不然过不了几天,你就会成为一根干黄瓜。” 

《尤吉指南》这书,是尤吉(Yogi)女士搜罗新老嗨客的建议、结合她自己的经历,编写而来的,上面的话自然代表着群众的智慧。可我此刻躺在罗兹伯格一百多度的空气中,觉得提前喝再多的水,也没卵用。喝下去的水,在这干燥的空气中,好像来不及吸收,就蒸发了,或是变成了尿液,排出体外。每天喝四五升水,却不能解渴,更谈不上“清凉”。惟有在镇上,洗劫小卖部里的西瓜、桃子、樱桃,放进旅馆的冰箱。西玛尔买了啤酒,我皱皱鼻子,还是免了。

次日,西玛尔准备在午后出发。我本打算完成学期末的毕业论文,可魂已经被吸到沙漠上去了,电脑里敲了几个字,便又迅速合上。我打算去镇上走走。

镇子里没有主街。美国的城镇,若没有主要街道,就等于失去了灵魂。这城镇好像曾经像模像样过,但如今跟西域里考古的文物一样,辉煌不复。高速。贫穷。炙热阳光背后的污秽。离开的年轻人。我走过那家烟花店——据说州界上卖的东西,往往是邻居州不卖的“非法物品”。有几个人会从临近的亚利桑那、德克萨斯,来这个新墨西哥小地方买烟花?中美洲过圣诞绝,从来不见雪,常青圣诞树立在城市广场,那么格格不入。

一个卖烟花的沙漠小城,还能卖什么呢。越想越热了。

我进了小卖部。在冷冻货柜区,一个穿着灰白衣服的精瘦大叔,蹲在地上找东西。大叔衣服上的汗渍和尘土混杂,衣服说不清是白色、米色还是灰色,脸上皱纹深陷,目光里有很锐利的东西。一看就是嗨客。

一问才知,人家是个自行车手。他给我看背包,上面镶嵌着英格兰、苏格兰、瑞士、法国、荷兰的徽章,还有一串美国著名公路的徽章。他自豪地说,这些国家、公路都被他“穿越”过。而现在,他正在从加州圣地亚哥骑车去德州边境的额尔帕索的路上,就快到站了。

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竟然处在多少人的英雄之路上。我想起了加州的卡宏山口,15号州际公路、一个麦当劳、一个酒店,再无其他设施,却有一个正在跑步穿越美国的瑞士大爷,出现在酒店的早餐房,让我、卡洛斯和奶爸好好瞻仰了一番。眼前的这个自行车手大叔,肌肉虽没有当年的跑步大爷那么健壮,却燃烧着类似的光亮。

自行车大叔是比利时人,已经是第三次来美国骑车了。他曾经沿着50号公路,骑过“马驹快递”古道(Pony Express),去年又从西雅图沿着西海岸南下,经过俄勒冈,骑到加州。

大叔听说过大陆分水岭走廊,知道有一条穿越分水岭的骑行线路,非常有名。的确,我们这条步道,经常被那条骑行之路的光芒盖过。大叔并不知道分水岭上还有步道,听说我们要走5个多月,下巴都掉到了脚趾头上。

“什么?您们走路?走路!咋补给?在哪里过夜?快来跟我说说……”

我告诉大叔了酒店房间号,跟他说我今晚还要在这里休息、西玛尔要离开,邀请他来蹭房间。一小时后,大叔推着自行车,进了房门。他给我介绍自行车地各个改装部件,从GPS到轮胎都如数家珍。

大叔一下瘫软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又精疲力竭的模样,好似葛优的著名pose。我本想问他骑行的细节,他却扔给我一串问题,一个没答完,又得接着下一个——

“你们住哪儿?” “睡帐篷里,平的地儿都能睡,当然得选个舒服的、安全的地方,门道可多了……” 

“一次背几天的吃的?” “不确定,要看两个补给地之间的距离。按照一天走40公里左右来计算,平均3-5天补给一次,但是有时候也可以走60多公里……” 

“啥?60多公里?吃得消吗?!” “选轻一点的东西,算好水源之间的距离,就行了……” 

“你咋知道水源在哪里?” “有工具书,还有一直在更新的导航APP……” 

“啥?导航软件,这么先进!给我看看……” 

于是我给他打开手机上的Guthook APP, 把红色的主线、每个重要地点的“群众评论”,关于水源和营地的信息,都展示给他看。

大叔满目愁容:“你们放心这玩意儿吗?万一不准怎么办?手机掉悬崖下了怎么办?需要电话信号吗?”

我说:“也有纸质地图……‘雷地图’的边角印了往年嗨客的批注,但是那图不怎么准确;熊溪地图是官方地图,但那图包含的备选路线太少,官方线有时候太丑,没人走;数据书据说不错,但是用的人挺少;《尤吉指南》几乎人人用,但现在导航软件里的信息越来越全了,也渐渐没人买了……”

 “得了得了,太复杂了。没想到比我们骑行的屁事儿还多。” 大叔拿出了他的骑行路书,清晰的路线,明了的标识,还有沿线可以扎营的州立公园信息。

我说:“没办法,分水岭就是这么‘土’,毕竟联邦政府早就不给钱了,沿途这些州又‘红脖’得紧,能让路就不错了……”

不一会儿,以色列小哥采购回来了。他看见房间里有个陌生人,刚开始竟有点呛人。

音响里传出一首甲壳虫乐队的歌,比利时大叔问这是什么乐队。西玛尔讽刺道:全世界都知道这是Beatles的歌。

以色列代表队继续出题,列出了一大堆经典英文歌曲,要比利时代表队猜乐队/歌手名称。让我意外的是,比利时大叔竟然完全答对,而我自诩听英文经典老歌千百遍,竟然连皇后乐队的曲目都答不上来!

昨晚,西玛尔跟我去镇上吃了两个味同嚼蜡的披萨饼,回屋看球。NBA上演的是马刺对湖人,西玛尔是马刺的忠实粉丝。我说,我也喜欢马刺。他于是开始旁敲侧击地考察我是否是真粉。很遗憾,我对马刺地喜欢仅仅停留在“因为我初中死党也喜欢,所以我喜欢”的层面,跟西玛尔根本对不上话。

此刻,比利时大叔继续展示他惊人的美利坚流行文化知识,和西玛尔开始怼电影台词。从《低俗小说》到《教父》,一个23岁的中东犹太小青年和一个43岁的欧洲码农大叔竟然一字不漏地把表情和动作都演了出来,留我一个中国应试教育青年在中间瞠目结舌。

我举白旗了。美国流行文化、体育文化,的确是我的谈话百慕大。我瞅着大拇指上,已经起了个特大的水泡。西玛尔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水泡上。

“试试我的戳水泡独门绝技,包准无痛不发炎。”

没等我回应,西玛尔就去找酒精纸和针头了。他和大多数徒步者相似:带着几根针,用牙线作线。两个小东西,可以清洁牙齿、修补衣服、顺便戳个水泡。

西玛尔坐在我床边,给针头消毒,然后用针头戳进水泡,再从另一头戳出来。跟当年AT上大拇指指甲脱落的感受差不多——一点不疼。

脓水流光了,水泡就消了。我还听说过有人拿针头穿一根头发丝,吃透水泡的直径。把针头取了,头发丝还留在水泡内。穿上袜子,继续走路,头发丝会“打入了敌方内部”,不久之后脓液就会全线崩溃。不那么“难受”的方法也有,比如拿电工胶布,把水泡贴上。不过这办法治标不治本,还是扎针来得爽快。

西玛尔扎针完毕,得意洋洋地讨论起徒步的“种族属性”。他是中东人,大叔是欧洲人,我是中国人,都不是步道上的多数人种——美国白人。

但是西玛尔强调,走长距离徒步的人,本质都非常“白”,还说步道上的日本人也“白”,连我这个中国人都“白”。

我说爱徒步,跟种族不太沾边,倒是跟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西玛尔不同意,他问为什么富有的中产阶级的黑人,也不太徒步?

这是事实。步道上的黑人、西语裔都很少。外来族裔当中,反倒是德国、日本两个前法西斯国家遥遥领先。

我想了一想,再度反击西玛尔的言论:黑人不来徒步,是因为他们的中产阶级群体太小。毕竟黑人的政治、经济状况改善,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他们可能一直没能有机会发现户外——抑或,户外本身就是白人的乐园,他们要与此划清界限。

“看看,又说回我的论点了吧?终究还是和种族有关。” 西玛尔不依不挠。

我说不出话来了。撇开黑人不来步道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来步道?跟我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是我内心的“白”,让我开始长距离徒步的吗?

西玛尔看我陷入沉思,娓娓道来。他说自己是以色列犹太人,但是拿着美国国籍。他在以色列服了3年兵役,期间攒了一点钱,退伍之后环游世界,从尼泊尔到缅甸,从太平洋山脊到大陆分水岭,拿着一把尤克里里,每天叩响房门,住在本地人的家里,竟学会了一些东方语言。

后来,为了“感受生活”,他故意去桥洞底下、公路旁边,找到一群合得来的美国流浪汉,和他们住在一起。风餐露宿也好,流离失所也罢,他觉得自己过着一种自由、主动的日子,坚持着一些信念,抛弃了一些习惯。

西玛尔说,我们现在进行着的大陆分水岭徒步,和这种“主动的流浪生活”,并无本质区别。

我早就意识到这点了。我们暴露在风中。脆弱,因没有“四壁”御体。强大,因往来无所可期。独立,因秉持极简本质。自由,因无人问津、可缓可急。每一个主动流浪的人,管他穿的是尼龙防风衣还是捡来的军大褂,住的是双层自立帐还是山里的洞,靠得是自己的双脚还是偷来的自行车——只要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生命的笔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几个小时后,西玛尔出发了。我们从认识到熟络,从黑暗中的打招呼到酒店里的嘴架,不过三天。他选的路很野,速度也快,我们不一定能再见面了。

我给他了一个熊抱。他转身就钻进了沙漠傍晚的灰尘里。

自行车大叔带我出门吃饭。我本以为要下馆子,他却走到旅馆的侧门,找了一堵墙,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钛锅、一个钛盘子、炉头和气罐。接着拿出的是用ziplock密封袋装好的萝卜干,两包Knorr Rice方便饭,一个chilli罐头(墨西哥风味的咸辣肉末)。大叔直接蹲坐在地上,点燃炉子煮水、下米饭,再把罐头倒进去搅拌,撒上红萝卜。

我没地方坐,只能看着远方的天空出神。

大叔把锅递给我。“吃饱一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回到酒店大厅,英国巨人、加拿大黄刀叔、刚认识的缅因麦克大爷,聚在一起讨论第一段脚程的徒步。

缅因大爷满腿是被植物的尖刺划出的血痕,连裤子都撕破了。缅因麦克前几年已经走过CDT的一段路,不是徒步新手,然而在这次徒步开端就感到“前所未有的阻力”,甚至盘算跳过这一段沙漠的路。

加拿大黄刀叔说已经没有症状了,明天可以上路。我们继续赞赏英国巨人身背2包的光荣事迹,他却摆一摆手说,没事儿,我自己的包轻。

“你们想好圣胡安该咋办了没?” 有人问道。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说话。

圣胡安这个词,在CDT上代表了太多东西。它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西南角、新墨西哥的西北方。这是一片平均海报超过了3500米的山脉,积雪到盛夏才会融化。2013年,我走在科罗拉多小径上,圣胡安就是徒步者口耳相传的圣地,是我们要去朝贡的乐土。我终究还是低估了它——圣胡安的雪,风,雨,山,都有伤人的能力。

“麦克,你跳过这段沙漠,还能去哪里?圣胡安的雪量是平均值的130%,你莫非要往雪里钻?”

大陆分水岭上的困境,与太平洋山脊类似——沙漠之后,便紧接着是雪山。出发得太早,沙漠里舒服凉快,科州的雪却都没化。时间窗口没算好,就要立即从徒步者进入登山者的状态。

为了应对雪山,我给自己准备好了冰镐、冰爪、雪鞋板。去年一年,我爬了胡德、沙斯塔、亚当三座雪山,每逢机会就把自己往雪里扔,练习滑坠制动。

可圣胡安毕竟不像攀登一座雪山那么简单——它是一片山脉,有顶峰,也有谷底。在山体斜坡上行走,下面就是冰冻的湖水和奔腾的河流;在林中行走,就是积雪覆盖的高高低低的死树路障;在空旷的地方行走,就是太阳晒出来的“雪碗”(sun cups)和盛满融雪的沼泽地……更别提这里的CDT是全线离“荒野”定义最接近的路段,“万径人踪灭”。冻伤、雪盲、高反、滑坠、迷路这些攀登雪山的老字号难题都会相继出现。

空调吹得大家都有点冷,我打了个寒颤。麦克回房之前说,算了,不跳了,还是待在沙漠里吧。

第二天,比利时大叔戴上自行车头盔,充满水袋,戴上太阳镜,拖着车子,走出门。他给我留下了个人网站地址,没说太多的话,跳上自行车,扬长而去。

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把房退了,拖到临近中午的时候,穿过州际高速,走向北方。高速另一头是一个麦当劳,我迟疑了一下,进去了。

麦当劳里坐着三个灰头土脸的荷尔蒙。我看出来他们也是嗨客,便点了甜筒和汉堡,跟他们坐在一起。和昨晚的几个“老年徒步者”不同,这几个年轻嗨客几乎不聊天,只是默默刷手机。

我趁着还有空调待遇,掏出手机,写了几句话,和一个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着的人有关。

“不管是克里斯的偏执、狂野、愤世嫉俗,还是他的聪慧、早熟、敏感,抑或是他在荒野里的富足和孤独,在成长中的迷惑和果决,能让一部分人爱,让一部分人恨,却让大多数人都找到了相似点。所以,《走入荒野》是一部失败的纪实文学,因为加入了‘我’和‘你’。而因为这同一个原因,它也成为了全世界最成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一部分人同情他,一部分人理解他,另一部分人甚至像成为他。”

这就是我在走路的时候,脑子里上演的戏,心里默写的论文。我对克里斯的感觉,充其量能说“不算讨厌”;所以,更需要给《走入荒野》的爆火,盘一点理由出来,才能修补自己的认知失调。

手机又响了,是外婆发来的消息:“右前方黑色的天空中,一个金色的小黄点,直向我的方向飞来——啊,夜航的飞机。我的左方头顶上,一轮大半个月亮,明晃晃地照亮了它周边地夜空,淡淡地白云旁边,一个眨着眼地小星星。啊,我看见地这个月亮,也是你在沙漠夜行时,照亮你路的月亮。我们好像隔得很远,又好像很近……”

我起身收拾行囊,在下午5点离开城市。圣胡安的雪还堆积在一千多公里之外。它不急着融化,我也不急着赶路。因为人们说,第一段这八十英里的“foothills”,是沙漠最惨烈的路段。过了,就会越来越“轻松”。

步道沿着公路出城,人车共行,几乎没有路牙。一个荒废的加油站,柱子上的红色油漆说“NO GAS” (没油了)。

我藏在草丛里,撒了一泡尿。可乐喝太多了,油水太满。

CDT官方的红色路线沿着高速一段,接着就偏离了,直指着东方地平线上的那座山。偏离的岔口越来越近,我用眼睛扫视右侧的旷野,却没发现小径。

岔口处,居然有铁丝围着。我把包解下来,推到铁丝的另一边,自己俯身趴在地上,爬到了铁丝网另一侧。

这条路真是霸道,还不等我们自个儿俯首称臣,它就先发制人,让我们下跪。

铁丝网另一侧,照样是没有路的。那条曲曲折折的红线,充其量是往年某个嗨客的轨迹,被CDT官方收集起来,作为“标准路线”,再被Guthook制作成手机地图。依然有土坡,依然有沟,只是没那么深了。仙人掌开出嫩红色的花,夕阳的光芒吃透花瓣,折射出千禧粉的颜色。

我在夕阳的余温里快速前进,不到九点便走了十英里。手机上的红线忽左忽右,我只挑目测的最简单的路走——绕开仙人掌,从最浅的地方下河沟,再从最容易的地方出来。

步道要把我引到那山里去——既然大方向已经掌握了,小碎步的走法就不必深究了。

CDT并不是一条成熟的线路,有大概30%的路段尚未修缮,借道公路、土路、野路。正因为这部分地区没有步道,所以每个人从A点到B点的路线、距离都会有偏差,故没有确凿的总里程数。再加上纷繁复杂的“选修路线”,走一趟分水岭,路程从4200公里到5000公里,皆有可能。

月光皎洁,远方传来郊狼的叫声。天色是最时髦的深蓝变浅粉,几只大鸟的剪影划过远方的天线。我在干涸的河床里,找了一块没有刺儿的地方搭帐篷。

第二天,早早收了帐篷,检查睡垫,依然饱满。我用的睡垫是自己用嘴吹出来的充气垫,不怕石子,就怕仙人掌的刺。扎破了,睡垫干瘪了,便会失去隔离地表寒气的能力。我家里的亲属们,对我走夜路遇到熊之类的轶事早已经免疫了,惟独不希望我睡在冰冷的地上,让寒气渗进身体里去。

我继续翻越更多河床,绕过更多的仙人掌。地上有死牛的白骨、啤酒瓶渣,惟独不见CDT的标志牌。志愿者把这段路的修缮也免了。

我只知道,我要去那座山,山里有会打水的风车。可山就那么笃定地坐在那里,对我的进犯既不欢迎,也不排斥。

我戴上耳机,是雷光夏的“向西去,去有风和沙的地方”。可眼前的景象,却没有应验歌词。走到山脚,突然觉得凉快了,风也小了。沙子依然在脚下,但没那么炙热了。地上有白色的花,粉色的花,还有奇形怪状的灌木。眼睛不干涩了,额头湿润了,人也就没那么渴了。

原来沙漠上的山,才是货真价实的“绿洲”。步道和一条吉普路交汇,循序盘旋。我居然看到了参天的杨树,在河床上空摆荡。这是几天以来,见到的第一棵树。

这里吉普路纵横,确没一个人。大地十分安静,远方的云朵聚集。

路把我带到了风车脚下。这水塔大概有十几米,估计是用风力发电,从地下抽水上来。水龙头一打开,清澈的水花蹦出来,我拿净水器的瓶子接满,又装了一个佳得乐瓶子,能撑到晚上。

一个身影在步道上摇摇晃晃,也朝风车而来。是加拿大黄刀叔。

黄刀叔的步道名是“牛铃铛”,可我嫌这名字不好听,执意要叫他“黄刀”。大叔儒雅地笑笑,“随你。”

另一个影子也来了。我从没见过他。影子自我介绍,名叫肖恩。他说去年是人生中第一次长距离徒步,就选择走大陆分水岭,还是南下(Sobo),难度不小。他在冰川国家公园附近扭伤了脚,不得不退出。今年肖恩选择北上,一雪前耻。

我们一起出发,林子越来越茂密,植物越来越丰富,乌云洒下了几颗久违的雨。路线进入了国家森林的地界,CDT借道于一条正规的步道——这也是我一周以来,第一次看见真正的trail. 

我、黄刀叔、肖恩三人,在步道上风驰电掣,开心得快要飞了起来。步道沿着山腰而行,有植被,但也不至于把视线全部遮挡;一会儿便能看到几米外黄刀和肖恩的身影。我感觉自己走在加州的菲利佩山脉,走在圣伯南蒂诺的峡谷,走在卡宏山口的风里,前面是卡洛斯和奶爸。

黄刀叔扭过头,说:This is amazing。是的,有山,有路,有树,有同行的人。

“这可能是你人生中最棒的一天。” 奶爸的话点燃了森林。

傍晚,我们三人在一起晚餐、扎营。雨后的云,被气势渐弱的日光染成粉紫和粉红。

黄刀和肖恩坐在我右边,穿着一个颜色的防风衣,带着一个款式的遮阳帽,活像一对父子。不过黄刀叔的头发很短,胡子也剃干净了;肖恩卷发浓密,胡子有脸那么长,像一个红色的萝卜吊在下巴上。

我脱下鞋子,西玛尔扎破的水泡已经消失了,脚趾头恢复原状。但小腿肚、膝盖后面,前几日晒伤的皮,已经开始脱落了,白色的死皮结痂,一抠就掉下来一片。

新墨西哥,是美国平均海拔第4高的州。海拔前三名,正是分水岭接下来的三个州——科罗拉多,怀俄明,蒙大拿。

别看沙漠灼人,以为这里就是死亡谷。新墨西哥的平均海拔有1700多米,最低点也高于阿帕拉契亚50%的路段,地貌和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昨夜今晨,都下了小雨。早上起来,拳脚哆嗦,塞两根能量棒进肚子,把地钉上潮湿的泥土刮干净,西侧的平原上有一道彩虹。我和黄刀叔一路上山,看到了松树、杉树、橡树、仙人掌同框的画面。橡树在东部潮湿的低海拔森林里也有大量栖息地,此刻却跟高海拔的青松、沙漠的仙人掌配合在一起,再加上一只白尾巴鹿,绘制出一幅“高地沙漠”的交响曲。

前两天还在荒漠里打滚,如今却在针叶林里漫步。一天之内,我们从仙人掌到达了云端(Cactus to Cloud)。海拔上升到了8000英尺,衣服不知怎么穿才好。穿着一件长袖轻薄T恤、两件防风衣,又觉得热。脱了衣服,冷风飕飕地吹着汗液,冷得紧。

黄刀叔说,这是大陆分水岭的第一个大上坡。第一周,感觉被炙烤成了黄鱼,但基本都是平地。我为了向他证明实力,发动“中国小火箭”技能,China Rock变成了China Rocket。黄刀叔昨天走了27英里,上坡略微吃力,但总体速度居然跟我不相上下。

我向上走着。山顶是密密麻麻的针叶林,像极了科罗拉多小径和南加州的那些被我忘记名字的路程。

卡洛斯在我的前面。奶爸在我的后边。花和鲁多的笑声飘来了。悬崖捡起垃圾。杰斯特的摄像机对着我。马克哼着小曲,战歌姑娘配上歌词。闪电和大猩猩在猜谜。简岳送给我的防水衣裹得我冒汗。长沼的白色背影消失在冷雨中。萨拉在天空上飞着。

前面还有一千个人,身后还有一万个人。风在交换我们的谜语。

我感觉我经历了好几个人生。

2013年以前的日子,是我的第一个人生。

2013的科罗拉多小径,是我的第二“辈子”。

2014年的太平洋山脊,是我的第三辈子。2015年的阿帕拉契亚步道,是我的第四辈子。

2017年,此刻的大陆分水岭,就是我的第五次生命了。

我还会有“后大陆分水岭”“后三重冠”的时代。第六次生命。

用“恍若隔世”这样的词藻来形容我的处境,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毕竟,大多数人这一个“辈子”过得似懂非懂,却好似自己有好几条命,挥霍不完似的。

下坡本可以更加魔幻,但没走多久,遇到了一条公路、一个停车场。这地方一辆车也没有。一棵树的枝桠伸展开来,树杈上挂满了垃圾袋,还有一卷厨房纸随风飘荡。树下面放着10大加仑饮用水和一个绿色的水罐。

我和黄刀叔走进了,才发现这是一处大型步道奇迹,可以算是一个“驿站”。天使把站点布置好,东西各就各位,确保食物放在只有人类才能拿到的地方,然后离开,留下签到簿、急救箱、垃圾袋,定时来扩充补给品和善后。这里完全属于徒步者,任何东西都可以拿走。

这个驿站有模有样:有啤酒、冷饮、小吃、彩灯、书写板、急救箱。一个吊牌伸下来——“请保持公共卫生”。

这种驿站式的步道奇迹,最近引发了很多争议。很多人说,任何无人照看的食物,就是垃圾;人能取,动物也能。尤其是在有熊的区域,把食物放在野外,能让熊对人的食物产生依赖和习得性。一来二去,熊知道人是食物的来源,天生的警戒消失了,向人抢食、攻击营地、撕烂帐篷,非常危险。

黄刀叔把泡沫式的睡垫铺开,直接躺下了。他给我煮了热水,泡了速溶咖啡。

我和黄刀叔昨晚重聚之后,讨论该选哪条路。从罗兹伯格到下个补给镇银城(Silver City),有3种方案:第一,我们可以完全按照红线(官方路线)走,但是最后要在高速公路上走13英里,而且这是最长的路线——一共75英里。

第二,我们可以全程不走高速,抄近路,但是要走一条野路,而且这“坊间路线”并不在地图上,只是我们道听途说的。

第三,我们可以从罗兹伯格走49英里的公路,直接进银城。据说晕羊姑娘和松果姑娘已经执行了,不过这种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吸引力。

我和黄刀叔决定走红线。

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大陆分水岭” “大陆分水岭步道” 和“大陆分水岭国家步道”,其实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三条不同的线路。

为什么“大陆分水岭步道”不是大陆分水岭?简要言之:在真正的大陆分水岭上修建一条步道,在很多地方是不可能的。第一,山脉本身过于尖利陡峭,修建工作危险、徒步亦危险,哪怕可以修,价格也太过昂贵;第二,分水岭有时并不代表了沿线走廊的最佳景色,所以步道会“绕路”去其它景点转一转;第三,分水岭有时在私有土地上(虽然这在美国西部是比较罕见),所以为了免去跟地主扯皮的经历,CDT的路线尽量保持在联邦的公有属地上。CDT依然有500英里左右是私有土地,集中在怀俄明的大盆地和新墨西哥北部。

另一点就难解释了:为啥“大陆分水岭步道”不是真正的“大陆分水岭国家步道”?

其实大陆分水岭也是有一条明确的“官方线路”的,全名是“大陆分水岭国家步道”,简写CDNST。它全长3055英里,和本来的大陆分水岭高度重合。在我的手机APP上,它的颜色是红线。

然而,它只有一个问题:基本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走这条线路。

理由很简单:太长、太绕、有时候太丑。

所以,当我们一般提到“大陆分水岭步道”的时候,提到的并不是这条绕口的CDNST, 而是一个模糊的“走廊”的概念,也就是人们口中的 “大陆分水岭步道“。在这条走廊的上,每个人都会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大陆分水岭。

《尤吉指南CDT》在开篇即说明:这是一条神奇的线路,因为没有两个徒步者会走出相同的路线;你踩过的脚印,可能之后再无人重复。三重冠Lint说,他在沙漠里去上了个厕所,跟同伴约好集合地点,却再也没见过同伴——因为人家在沙漠里走“自选线路”了。

所以,大陆分水岭步道不存在所谓的“纯洁徒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时间的紧迫程度、天气和大雪的情况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路线组合。

两个月前,我订了最新版的《熊溪地图》。我拿着厚厚一叠的A4地图,把两百多页纸平坦在地上,排列组合,分类总结,最后终于东拼西凑出一个“张诺娅式CDT线路”。很多时候,选择并不难——哪条路走的人多,就走哪条。可当时的我,坐在德州暖和的家里,根本不知道到时候雪的情况会怎样、同伴们会选择哪条路。所以只能一股脑地制定好几种方案,把所有方案地地图都放进补给包裹。

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拐,向山上而不是向平原,通向地会是另一种风景、另一群同伴、另一种过程和结局。

我觉得这选择过于沉重,可它只是具象化了的人生罢了。因为在选择的当下,可能并不太难——比如此刻,我觉得跟黄刀叔走红线,哪怕要撵着13英里公路进城,也自然而然。

第二天,我们踩着深深浅浅的细沙,走出了一个河谷。河谷里的河床,有被洪水冲刷至此的树干,横七竖八。

我本以为黄刀叔在前面,便安心找了几块大石头“挖宝藏”,没想到方便之时,黄刀叔从三米之外经过,我大气也不敢出。后来追上他时,得知他找了个隐蔽处打了个盹。

河谷的豁口,有两户庄园;几只牛在草地上徜徉,尾巴驱赶着蚊虫。

大陆分水岭上最危险的动物,不是灰熊,不是山狮,不是郊狼,而是牛。美国每年有5起牛攻击人致死致伤的案例,这一数据高于熊和山狮攻击人致死数量的总和。而且,牛还是鞭毛虫等病原体的来源之一。被感染的人,轻则腹泻呕吐,重则死亡。很多在长距徒步界有名的速度冠军,都是以不净水闻名的。比如PCT曾经的速度冠军斯科特威廉姆森——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自己病了好几次”,但依然不用净水器。回想起foothills的绿色牛水桶、遍地牛粪,我想我还是平凡一些好。

我和黄刀叔走出牛农场,拐上土路。土路的豁口,我们嚼了两根能量棒,面面相觑。

“准备好了没?”

“我简直迫不及待了。”

我们马上就要踏上CDT最危险的路段了。这危险的路,不是荒漠,不是雪坡。不是闪电击穿平原,不是山火燃烧大地,甚至不是怪蜀黍路上抢劫。

大陆分水岭上最危险的路,是高速公路。

走公路比走山路更难。难多了。除了汽车这种飞驰的铁皮杀人机器,除了单调无聊的景色,公路的地表还很单一。水泥地面,平整、坚硬。我们的每一次落脚,动作、触地面都大同小异,所以细微的走姿误差,会被无限的重复放大。山路就不一样了。山路的路面复杂,地表柔软、多样。石头分细沙、碎石、砖石、大石等等,石头种类从花岗岩到玄武岩到砂岩,连“泥”都分6种,不带重样的。所以每次落脚的着力点、姿势、方向、使用的肌肉等都有差别,能调动各种肌肉,训练反应能力,还不容易重复错误的姿势。

我和黄刀叔走到了迎面行驶的车道旁边。第一个小时,我们依靠着刚上公路的鸡血,走了4英里。之后的9英里,无比漫长。我们想出了一种“看谁能发现最独特的垃圾”的游戏,边走边打量高速路下面的宝藏。数到了十几个威士忌酒瓶、一只粉红色胸罩、一只车前视镜子、一只被撞死的郊狼尸体之后,还发现了两个坐在路边的活人。他们也是CDT徒步者,加入了我和黄刀叔的最后3英里。

我们研究广告牌,研究车牌来自哪个州,窥探路边的度假村。马路升高了又落下,道路向右又向左弯,曲线都变成直线,我们的脚也越来越疼——是脚底的那种钻心、生硬的疼,以往要在城里逛街一天才有的感觉,在长距步道上竟然那么稀少。

走到了银城的边界,我决定放弃抵抗,搭车最后这1英里。举起大拇指,第一辆经过的车就停下来了。黄刀叔不肯跟我上车,“一定要保持路线完整度”,我只好跟他约好在银城的麦当劳见。

车主大爷说,他每年夏天都去黄石徒步几百公里,已经坚持了几十年,算下来也走了超过25000英里的山路,竟是三重冠加起来的4倍之多!

出我所料,银城附近的矿业,出产的不是银,而是铜。

银城和新墨西哥其他的矿城类似,最先由西班牙人占领,再被印第安人争夺。印第安的阿帕奇人局势平静下来(被联邦赶尽杀绝)之后,美国白人才大量涌入,于1870年建城。

在过去的150年离,银城出国著名的江洋大盗Billy the Kid。他14岁成为孤儿,在21岁之前杀了8个人,越狱时还杀了两个监狱长。他被警察击毙之后,坊间传闻他并没有死,有好几个男人还自称“我就是Billy”。除此之外,银城还是暴乱、争端、矿工纠纷、工会、甚至女权主义的故事中心,也因为奇特的沙漠地貌和历史文化,成了众多好莱坞西部大片故事的取材地点。

我和黄刀叔并不急着赶路,便又在这里游荡一天。我在超市里买了接下来3天脚程的食物:方便饭、火腿片、奶酪、葵花籽和茶叶。随后按照《尤吉指南》的推荐,去了著名的diner早餐店,正看见缅因大爷麦克在吃苹果派。银城主街的窗户上,画满了城市的历史。这条街曾被山洪冲走;如今的街道是按照原街复制的产物。

我不甘心于只是走马观花,回到酒店旁边的麦当劳,又查询了一下银城的历史。这座城市和大部分美国西部矿业城镇一样,辉煌的日子早就过去了。铜矿供大于求,裁员、减产、关矿是近几十年的趋势。矿城的居民丢了工作,房地产冷却,餐厅倒闭,酒店只在大学毕业、嗨客经过的时节才有客人。最近几年,银城和大陆分水岭协会(CDTC)合作,举办了几期步道节。今年的这一期,就在我出发前3天,不幸错过了。

在银城休息一天,我和黄刀叔更加熟络。我们从同性恋聊到印第安人,从冰球聊到好莱坞,从Wild聊到Into the Wild。

黄刀叔今年58岁,加拿大土生土长,已经在“极光圣地”黄刀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大叔有4个兄弟姐妹,其中三个女孩都有精神疾病,有一个妹妹还因躁郁症自杀了。黄刀叔和他的哥哥却没有家族疾病的困扰,“精神正常,除了有时候会讲些冷笑话”。

黄刀叔致力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北极圈附近某印第安部落的公共权益,创办了一个协助印第安政府自治的NGO。他说印第安部落里,性侵犯很常见,所以女性对男人很提防,可印第安大妈们却乐于跟黄刀叔开成人玩笑,还叫他“大老板”。黄刀叔熟悉美国各个印第安保留地部落的情况。他说新墨西哥的印第安自治区贫困率很高;纽因特镇子里有“自杀传染”;政府的补贴让印第安自治更加困难,酗酒、性侵、毒品问题根深蒂固。

黄刀叔有老婆,但从没听他提到过。他有没有孩子也是个谜。

大叔速度很快,每天凌晨6点开始走,晚上6点准时搭帐篷睡觉。我们处在今年整个徒步队伍的尾端,这让黄刀叔十分焦虑;另一件让他郁郁寡欢的事情,就是科罗拉多的雪。

我和黄刀叔之间,有的只是“你今天打算走到哪里?” “我去麦当劳找你” “等我去买一杯咖啡” “要不明天早一点出发” “试一试希拉河谷附近的温泉”之类的模糊约定。加拿大太遥远,甚至科罗拉多也太遥远;徒步者之间的暗语,只属于对下一刻的确定、对孤独的派遣。

我和黄刀叔一起离开银城。没走不久,便在小路尽头的贴牌上看到了一张字条:“通径徒步者——免费啤酒!可乐!咖啡!水塔之后的黑色吉普。100步。”

步道天使的名字叫“疯子乔”,他自驾穿越了加拿大,在黄刀镇听过音乐节;去年他南下俄勒冈,在太平洋山脊上“蹲守”两周,在嗨客经过的路口驻扎,为他们提供饮料和食物。疯子乔的吉普车后备杂乱无章,但都是好东西:法式咖啡泡壶,清洁剂,钛锅钛勺。

疯子乔表面看上去像一个到处扒火车的娶不到老婆的嬉皮士,实则做过军官、联邦调查员,在德国驻扎6年,新加坡4年。退役后他取得了法学院的文凭,之后又做了网络工程师,现在是一个“暂休状态”的专利律师。基本上把这社会里最精英的职位都占去了。

作别天使,继续向前。一对背着大包的情侣站在谷底。那姑娘自我介绍叫“灰鸟”,旁边的彪形大汉叫“木鱼”。

他们刚刚迷路了两个小时,“去探索了一下新墨西哥潮湿谷底的植被丰茂”。灰鸟的腿上被荆棘划出了血痕。

我们摸索着山谷里若隐若现的步道,去寻找希拉河的水声。

这个山谷隐蔽、湿润,听不见河流,却能闻到味道。我们沿着“之”字形的步道下坡。树木高大,杂草丛生,石头上有苔藓,还有藤蔓缠绕于谷底。

走出一个豁口,绕过一棵巨大的杨树,眼前豁然开朗。

一条小河静静流淌着,河水大概有十五米宽。一个人站在河里钓鱼,鱼线飞向水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希拉河谷了。十几天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自然水源——它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沉静和宏大。

我们好似进入了一个“异世界”。到处是树,到处是水。

沙漠成了上个轮回的事情。

谷底比想象中宽阔许多。除了河滩、杂草、倒树、被洪水冲至此地的杂物,还有各式各样的尖刺植物。两侧的岩壁不算高大嶙峋,但也有屏风的功效,把这个谷底世界跟外界隔离开来。

希拉荒野区(Gila Wilderness)是全世界的第一个荒野自然保护区,先于1964年《荒野法案》整整40年创立,如今都快100岁了。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大地伦理”创立者利奥波德,正是希拉荒野区的创立者之一。

美国的荒野区数量多、面积小,各个土地机构分开管辖。黄石荒野区、奥林匹克荒野区、死亡谷荒野区等等,正好跟国家公园重合。其他的荒野区,独立于国家公园甚至国家森丽体系存在。虽然如此,美国本土荒野区只占国土总面积的2.5%。

来到希拉,我才知道为何这里先于黄石、死亡谷、阿拉斯加等,成为全世界的第一个荒野区。几个小时以前,我还走在沙漠的语境里;如今一个峡谷,一处裂缝,把大陆分水岭上的雪引到我面前,不合时宜,又天衣无缝。河谷、深坑、洞穴,都是自然而然的“荒野”,因为他们不合人情,难以到达,也不容易走出去,是最天然的“桃花源”。

在希拉河谷,我们永远不用担心迷路,因为只要溯溪而上,就能够到达希拉热泉补给地。

谷底腹地没有小径,我们必须循着浅滩,逆流而上,时而踩水,时而踏沙。

河水拐弯的时候,内弯和外弯的力差,让一半的河水深不见底,另一半成了浅滩、小冲击平原。

静水流深;河里水花越白,水流越浅,下面的石头越多。

黄刀叔走在我前面,木鱼和灰鸟在我后面。过了一次河,久违的加州老两口也追上来了。

第一个过河的人,总是回头张望,看到身后的人都安全过河了,才会继续走。河滩上、树丛中,地表杂乱,往往是大家一齐开路。到了河边上,又会乖乖地排队成一溜,或是寻找合适的路线,依次过河。登山杖加长;个子高的人探路。

水位不高,只到膝盖,最深的地方齐腰,感觉差一点就要漂起来。

我在心里默默计算过河的次数。下水之前,所有的装备都要“防水化”。手机和证件用密封袋装好,睡袋密封。即使人跌进水里,也不会有大碍——至少不会落得在PCT上弄湿护照的下场。对抗河水需要一股狠劲:丹田发力,立定站稳,有3个点控制住,再奋力抬脚。最安全的方式是逆行于水流的方向,向前倾斜身子,更好用力,防止被水流从身后“扑倒”。

最难的地方,往往是上岸时分。有时候是河道弯曲,我们穿过浅滩,要走到深水区上岸。深水区的河岸被河水切割成60度的沙堆,有时候要拽住树杈,才能走上岸边的高地。若一直留在河水里,不上岸,也是可行的,只是速度会慢许多。

河谷里没有日落,但天黑得更早,下午五六点,水就开始凉了。岩壁的阴影面积越来越大,红色的光芒越来越弱。加州老两口跟我和黄刀叔一起扎营。

今天过了57次河,听说希拉河谷的后半段,还得有100多次。

我把tyvek底布铺在柔软得细沙上,换上了从AT上继承下来的人字拖。只有大脚趾上的水泡,提醒着我沙漠并不遥远。

河谷的夜不潮湿,但冷空气都沉积在狭窄的通道里,我被凉醒了四五次。这里没有光污染,银河透亮悠长,比沙漠里的还要壮观。

“当我面对这无人的戈壁,我抬头望见你……你看到沙洲漫漫点点荒绿,你看到一个人变老然后死去……别想把黑暗放在我的面前,太阳已经生长在我心底……太阳,我在这里……”

从河谷攀援而上,加州老两口坚持走“正规路线”,黄刀叔则跟我另辟蹊径,爬到了公路上,踩着马路牙子进“城”。

黄刀叔总结道:我们走了200英里,最“软”的路面是水,最硬的路面是泊油路,最热的时候5天要靠人工藏水点,最冷的时候一天泡水50多次。

希拉温泉并不能算是一个城镇,充其量只是一个度假村聚集地。一条主街、一个小卖部Doc Campbell,仅此而已。

我从小卖部领取了第一个补给盒子——奥斯丁的朋友果然按照我提前写好的“说明书”,把盒子寄出来了——里面除了四天的食物,还有久违的洗发水。我用洗发水洗了澡,在小店附近晾干了泡水2日的鞋和鞋垫,搓了脏袜子,也把它们晒在草地上。

希拉温泉两处温泉农场,养了牛、羊、马,客人可以在房车里过夜、租用小木屋,也可以在“CDT嗨客营地”搭帐篷。温泉彻夜流通,有好几个池子,恒温100华氏度;还有冷水池。冷热交替,舒张血管,消除疲劳。

我和刚认识的“瞬时”姑娘找了同一个池子。水池里还有一个话痨大妈,年轻时候是个飞车党,骑哈雷摩托和男人横跨美国,沿路住帐篷。大妈和她的男友在工作中相识,两个人同时爱上了白水漂流,同时辞职,后半辈子在同一个公司当漂流向导。

温泉农场的看守大爷也跑到我们几个半裸男女旁边凑热闹。大爷说,今年的CDT徒步者人数比去年多了一倍,“目前还算乖,好养!” 毕竟CDT算是美国长距步道里“老兵”最多、徒步者平均经验值最高的步道了。平时除了聚众吐槽,我们大都很守规矩,不抽烟酗酒,不私闯民宅,不在城市里大声喧哗。太平洋山脊和阿帕拉契亚步道上,据说还有被居民用枪轰出家门的醉汉。新墨西哥是保守州,我们的下一个州——科罗拉多,是美国第一个合法化休闲使用大麻的州。也许到了那里,情况会有不同。

补给日的傍晚,七八个徒步者、背包客,围坐在度假村的露营区长椅上。四种不同的炉头,五种不同的帐篷,七嘴八舌。有个姑娘是第一次独身远游,开着小丰田,在美国西部的州立公园走走停停。她看上去很快乐,对旅途很自豪。我们这群嗨客让她惊奇,不过她已经“见多识广”了,知道自己走出城市,并不比我们走进荒野更容易。

我感觉右脚的脚背有些异样。昨天过河的时候,可能是鞋带绑得太紧了。流水灌满鞋子,鞋重了三四倍,压迫着脚部得神经,血液不通。

我知道这种肌肉炎症并没有大碍。但晚上试着穿鞋,竟发现伤那块根本碰不得。若是穿上跑鞋,鞋舌头抵着那地方,一阵疼痛;不碰就没有任何感觉。我才知道温泉让炎症加重了,责备自己的愚蠢。

我想到还要走三天水路,脚步的压力太大;加上还要应付谷底的复杂野路,石头、野草、死树,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我研究了《尤吉指南》,默默决定放弃希拉河谷底部的水路,改走一条“高线”。这是一条悬崖顶端的步道,可以俯瞰河谷;道路规整,脚应该更容易应付。

日光减弱,黄刀叔已经钻进了他的帆布帐篷里。明天再告诉他也不迟吧。

博物馆门外。

“黄刀叔,下一段路我得改走高线了。得养伤。”

我本以为黄刀叔会惋惜地跟我道别,毕竟他是多么喜欢希拉河谷啊!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走高线。”

我在原地怔住了。

我跟黄刀叔一起徒步,不过一周时间。两个人一起走路,没签合同、没立契约,互相照顾当然很好,但不能完全放弃自主性。黄刀叔性情温和,情商很高,平时善于倾听、乐于助人,跟他一起走路不愁没有话聊,十分愉快。但与此同时,他的依赖性也很强:所有地决定都要我做;我是什么节奏,他也就跟着适应。

我已经发送了几次暗示,表明我想按照自己地决定来走,也希望他能遵从他自己地计划和步伐。两个人互相独立、但也互相照应。

可目前看来,黄刀叔已经把我地计划,当成了他自己地计划。

我头脑中同伴的样子,不是每个路口都停下来等我或者问路的人,更不是从不贡献意见、一味跟从的人。

前路还很长,加拿大还很远。我们难道要一直保持这种关系走下去吗?

黄刀叔见我表情变了,也有点错愕。

我走进了印第安洞穴国家纪念碑;黄刀叔也把包放下,跟着进去了。

这国家纪念碑名叫“希拉崖壁遗址”(Gila Cliff Dwellings)。解说员让我们扶着栏杆,循序而上。公园1300年左右,Mogollon印第安部落在希拉河谷地岩壁里面开凿了7个大间、50多个小房间,供祭祀、集会、居住使用。这7个岩洞房间只使用了30年,就被印第安人遗弃了,原因不得而知。

解说员说,一同消失的,还有开凿洞穴的Mogollon印第安人。有人说它们向西融入了Hopi族,向东融入了Zuni族。

我走进了最大的崖壁房间。这里光线很暗,楼梯很陡,连风也静止了。洞穴深入岩壁十几米,高大规整,最大的“房间”竟让我想起了小型的剧院。

我沿着扶手走下来。黄刀叔在我身后。

我转头看着他,劈头盖脸就问:如果我在补给地休息两天,等脚伤好,你是不是依然会选择等我呢?

等待的界限在哪里?是不是该考虑hike your own hike了?

黄刀叔没有说话。

我们看完遗址之后,走到博物馆里取寄存的背包。黄刀叔给了我一个拥抱,眼睛里有泪。

他不等我反应过来,就走开了。

黄刀叔真的走了,我才发现自己的“独立宣言”是多么尖锐的利刃,让他再不敢靠近我了。

博物馆门口的护林人还在招呼着新的游客。希拉的太阳依然火热。只是我好像身在此处,又游离在另一个时空。

我看不见黄刀叔了,但也不想上路。

我想让这桥坍塌得更彻底一些。

我在游客中心里转悠,翻翻书。考古学界打架很厉害,各流派对印第安各部族得融合、迁徙,印第安人得起源、“白令海大陆桥”理论,美洲人走上历史舞台得时间,都是众说纷纭。

加州老两口在外面的餐桌上铺开午饭,分享给我一根香肠。我拒绝了。

加州大妈说,希拉岩壁是美国最难到达的国家纪念碑,在国家公园体系之内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如此云云。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又进了博物馆。

博物馆中间有一只墨西哥狼的填充标本,实体大小。标牌说墨西哥狼很大,最重的能到80多磅。它们在这个地区出没,以家庭为单位,两到六只不等。标牌还说,野生的墨西哥狼对人没有攻击性,但可能“好奇”。

我翻开博物馆里的书,一本讲植物的,一本讲动物的。图中间有一只巨大的“希拉河怪”,这是一种很罕见的爬行动物,体型是一般蜥蜴的二十多倍,像一只小鳄鱼。希拉河怪的身上有蛇一般的黑色条纹、红黄相间的点,看上去甚是可怖。

我又翻到另一页——这不是我跟黄刀叔在路上撞见的小野猪吗?

我走出了遗址,经过一座石桥。河床很宽,希拉河小心翼翼地流淌着,水量不大。桥下冷飕飕的,好像AT上经过的每一座有流浪汉居住的桥,但觉得这里格外遥远,格外冷清。

野猪跑了,希拉河怪藏起来了,人们瞻仰遗址然后离开,黄刀叔也走远了——他会走河谷,还是走高线呢?

我终究是一个人了。

走上高线,没想到前面还有个一瘸一拐的身影。是和我同一天出发的丹第。

丹第受伤了。他休息了四天还没好,走路速度很慢。看见我,丹第喜出望外。两名伤员在高线上挪着。

我的伤很轻,基本不影响徒步,只是速度慢了点。因为还在想着黄刀叔的事,这次我打算绝对不当坏人,好好带着丹第走。

没想到,到了高线和河谷线的分岔口,丹第却说要下河。我本以为他会一直走高线,这样我就能带他了。

“河水很凉,对我的脚有好处。” 他说。

其实我知道,丹第选择走谷底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高线的地图。如果走高线,就需要依赖我指路。二是他并不想“拖累”我,怕会减慢我的速度。

这跟我离开黄刀叔的理由是一样的。

我和丹第在路口告别,交换电话号码(但是谷底并没有信号)。这一下河,他的速度会继续放慢;如果稍有闪失,再走上来会很困难。我询问他粮食的储备状况,问他还要不要布洛芬止痛片。他很不安,很害怕。惟一的宽慰是走河谷路线的徒步者很多,走高线的人只有我一个;照顾丹第的人应该不少。

又是分别时刻,一次比一次沉重。我们紧紧拥抱一下,他就走开了。

我边走边找脚印。有没有黄刀叔的?

我追着卡洛斯和奶爸。我抵抗着绿色长廊和卡塔丁。前一次是在PCT上从众飞奔,后一次是在AT上踽踽独行。

一次是过于依赖群体,对落单充满恐惧。另一次是过于坚持自我,离开了马克、闪电、大猩猩、杰斯特等靠谱队友,去追寻虚无缥缈的爱情。

一次是一英里一英里的追逐,每天走的路越来越长,速度越来越快,我也从“艺术型”徒步者变成了“运动型”徒步者。一次是只想居住在自己的头脑里,任谁来唤,我也不出去。

从墨西哥走到加拿大。南,北。白,黑。被放到这巨型的版图上——地理上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人该怎么行路,才是正确的呢?

高线循着悬崖边上走,让我一直攀援着某种边界。站在高线上俯瞰四周,我不知道自己离真正的、地理意义上的“大陆分水岭”是不是更近了,但这里的风,的确是要更狠、更劲一些。高处的仙人掌自顾自地开着花。鸟儿自顾自地飞着。也许就在我脚下几百米的地方,一群和我怀有相同目的的同类,正在谷底踏水溯溪,逆流而上。

四下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前面有谁,更不知道身后有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晚饭是泡面加花生。这里虽不是沙漠,“黄金时间”也是成立的。饭后再走一两个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已经是我养成的习惯了。

即使是黑夜中行走,总有平地能让我露营,总有溪水能解我的渴,总有月亮能照我的路——没有月亮,就依靠头灯,和黑熊冰蓝色的眼睛。睡在河畔的鹅卵石上,陡峭的悬崖边上,高速公路后边的厕所上,高原暴露的草甸上,都是可以的。目前为止,这些我也都经历过了。

可为什么还是这么冷寂呢?

我继续前进。前方不一定有温暖,但站在原地一定是无济于事的。

高线是一条修缮得近乎完美得步道,然而谷底、大陆分水岭目前为止的大多数路段,都没有这种“奢侈”的成型的小径。小径是人修出来的,不管是几天前还是一百年前,总有人站在这里,用手挥动锄头,用脚踩实土壤。他们留下了步道这一成型的“建筑物”。这些修步道的人,可能是现在离我最“近”的人了。

我站在悬崖上,往谷底看。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撼:希拉河层层叠叠,仿佛是顺着神奇的力量,升上了山。不对,那群山之上,是水流来的方向,不是它的归处。

河水的高处,就是徒步者最终要去的方向。或许还有几个瀑布需要“翻越”,有一些岩壁需要攀援。但此刻在我眼前,那河水也要上天似的,围绕着青山,忽隐忽现,越攀越高。

阳光从我的左边撒过来,那是西边、太阳落下的地方。河水是从北方来的。

就在这时,好像有什么声音,从我的右边传来。我周围都是悬崖,前方是深谷。向右寻去,竟发现悬崖上有烟!

我不信邪,退到了步道上,换一个角度,竟发现悬崖边有火堆、一个帐篷。

我沿着步道后退了几十米,帐篷和炊烟消失了。

他们藏得极好——在步道上看不见营地,在临近的悬崖上,反而是可以看见的。

我喜出望外,沿着悬崖的方向找过去,果然有一个帐篷、一堆篝火、两个人类。

他们是一对来自德州的小两口,竟是德州大学奥斯丁的校友!

他俩在谷底徒步了三天,今天刚刚攀援上来。明天,他们要开车去大峡谷;再过几天,他们要去犹他州,再去旧金山。

那姑娘说,他们策划希拉河谷的徒步,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他们俩最向往的目的地,地位甚至超过了阿拉斯加和黄石。

那男生说:“德州只有一点好处:在新墨西哥旁边!”

我把帐篷搭在他们的不远处。

第二天,德州夫妇很早就出发了;毕竟还有十几公里的路、几百公里的车程去大峡谷。地上没有痕迹,他们好像从没来过这里。

这天希拉地区阵阵冰雹云飘过,阴阳交替。我穿着防风衣,外面套上雨衣,又热又冷。

雨衣是长沼从日本寄来的,“祝贺我开始徒步大陆分水岭的礼物”,也是我心仪的款式和颜色。可它实在不透气,捂出了热汗,没待蒸发,一阵冷风就吹过来了。我戴上雨衣的帽子;一会儿太阳出来,上坡时身体又过热。不得不把帽子摘下来,或是把衣服脱掉。如此七八次。

还好是长沼送的衣服。这衣服提醒着我4年前在圣胡安山脉的一次严重失温,最主要原因就是没及时换下被冷雨打湿的衣服。长沼仿佛在说,送给你这件雨衣,就是为了让你把它脱下来。毕竟让人冻死的,往往不是寒冷的空气,而是比空气更冷的湿衣。

高线并不全在高处。它又把我带回谷底,让我最后一次穿过希拉河。我努力搜寻谷底的人气,可四下无人;倒是在湿脚过河之后,看见两个正在下坡的男子。他们只是来这里过周末的路人。

路人走远了,我才懊恼自己刚才忘记问他们,是否见过别的分水岭徒步者。不过也好,我不用去期待谁,去追赶谁,或是害怕谁了。

我权当高线是我一个人的。大家不喜欢高线,因为这里海拔高,要爬升两次,还没水。比起高线,希拉河谷谷底当然更诱人:景色好,水取之不尽,还是平路。

我想着冰雹中在谷底走低线的人们:那里暖和吗?过河会不会有危险?丹第现在怎么样了?黄刀叔在哪里?

我走上“飞机梅萨”。梅萨(mesa)是西班牙语,本意是“桌子”,常在西部代表高地沙漠拱托而出的平顶山。既然是山顶,虽然平坦,却无可依靠。树只有两三棵,草全是黄的。冰雹砸下来,冷风刮下来。若是天气变得更糟糕,电闪雷鸣,连躲避的地方也没有。冰雹常常是雷电的预兆。

飞机梅萨的终端是一条土路。土路带我穿过另外的土路。仿佛这些路只是冥冥中的巨手画下的棋盘,棋子早就撤走了,下棋的人也离开了,空留得棋盘线条,横七竖八。我读布莱森的《林中漫步》,才知道美国林中的土路竟是全球第二大的“道路系统”。这些路常常是做林业的用途,偶尔有钓鱼、野营、山地车、背包客的爱好者取道,去一些只有很少人听说过的地方。只是此刻,这些人好像也都不见了。

傍晚,我坐在冰雹刮来的冷风中,吃了一顿“冷饭”。手冻僵了,张不开指头,索性找了棵树,从背包里翻出了羽绒服,套在雨衣里面。呼出热气,背后的汗水和灌进脖子得凉风互争高下。

寂静无人。有音乐声从远方传来。

仔细一听,原来是自己耳机里放出的音乐忘关了。

现在我真的是一个人了。

我在日记里写:

“每一次徒步,都会有一个类似父亲的人物出现。CT上是长沼。PCT上是奶爸。AT上是杰斯特。CDT上,也许就是黄刀叔吧。”

走在高线上,我想起长沼在科罗拉多小径的终点,小心翼翼地把用胶带保护好的项链取出来,对我说‘祝贺’;我想起奶爸把湿漉漉的帐篷铺满木桥,划出一道彩虹;我想起杰斯特提醒我对感情要谨慎,不要让简岳来步道上找我。

父母在我3岁那年,就从我身边离开了。几十年之后,我仿佛也重来没在他们的人生中出现过:妈妈要四处打听,才能知道我走到了哪里;爸爸第一次读到我徒步的故事,是从报纸上。大学时期,我几乎从不回家,一有节假日就到处流浪,回纽约市只是为了坐飞机。直到我晒成高原红、背着大包打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才知道我去科罗拉多步道待了一个月,走完了全线。

妈妈在美国,我有10年没见过她。爸爸在北京,我在重庆大渡口读小学,在成都读中学,倒是能每年跟他见面一两次。爸爸会带我去武侯祠,去新华书店,告诉我“人要多读诗”。他倒是不给我买唐诗宋词,而是清一色的新诗。听家里人说,父亲年轻时才华横溢,初中就能写小说和戏剧,高中、大学尤其喜爱外文诗词。后来我三四年级就开始写新诗,初中的时候800字作文能一韵到底,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跟父亲独处的时光总是奢侈,因为独处半日只是陪他应酬的贿赂。他会带我参加各种饭局,见这位老板,那位专家,觥筹交错,烟雾缭绕。八岁开始,外婆给我办理无人陪伴手续,我一个人飞去北京找他过暑假,他却也常是把我寄放在亲朋好友家里。我跟七八个小孩成了发小,白天去大院里抓蛐蛐,晚上睡在一张床上。那时候我跟爸爸在一个城市,却见不着他;我极其开心,只是在多年以后,才觉得异样。

有时候父亲也会到四川出差。有一次他站在教室的门口,对我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给我戴上一条中国结。我回到座位,脸上炙热,心脏猛跳,跟做错事儿一样,不敢看周围的目光。我猜大家是嫉妒我的,没人为我的情况惋惜。

毕竟在那个年纪,那个年代,有个经常消失的爸爸,该有多好啊。

《走入荒野》里得克里斯,偏激而完美主义,容不得父亲身上得瑕疵,愤然出走,人间蒸发。而我得成长同时缺少父母,没有仇恨和愤怒,只有隐隐作痛得空虚——一种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如果拥有又会如何的空洞。他们从来就不是我的树洞,更不是我的大山。

我是我自己的树洞和大山,弓箭和船。

我是在钢化百货、马王菜市场附近的重钢根据地长大,外公外婆都是北方人。外公十几岁就在党里做机要工作,是被调到重庆来的;外婆则是扬州国民党某副官的大小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家道中落,逃难来的重庆。他们都说着一口北方口音(外婆的父亲也是河北人),所以我从小说着极其标准的普通话,重庆、四川方言是上学以后才学会的。

因为被退休老人抚养长大,我的周围没有什么玩伴,上学之后才知道怎么捉迷藏。父母在外地工作、父母离婚,又是大渡口小学里的惟一一桩。再加上天生双下巴,两半还不是规整的对称,被同学在数学课上说“人不一定是轴对称图形”,张诺娅就是特例……

因为种种境况,我从小便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既然是我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既然轻而易举就跟别人不同,那么就把这种“特殊”当成是某种天赋,继续放大这个“优点”,总归能美化某种残缺,叫心里好受些。

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在我的字典里,都不是反义词。世界向左,我偏要向右。越是没人走过的路,我偏要去走。他人的生活轨迹,我不想重复。被人嚼过的思想,说过的句子,预判过的规则,我嗤之以鼻。对与错,优与劣,若不是经过我亲自实验,都只是可正可负的灰色。我是一颗无可救药的顽石,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自以为能把自己漂去崭新的远方。

生命像石子入水后的波纹,四散开去,或是离弦的箭,不知道落地的点。

缺失的那一切,拉扯着我,让我极其信赖某种温暖。

不同的那一切,隔离着我,让我极其相信“独立”,相信路只能一个人走。

天平时而偏左,时而偏右;我的选择也时常摇摆,物极必反,矫枉过正,从没正中过红心。

也许昨天把黄刀叔逼走的,就是右边那种不近人情、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人的温暖和善意而带来的反应。路上的人们都把我当作女儿或者妹妹来关怀着,可惜天性里的自我防御破壳而出。不了解“完全的爱”,自然也无法相信它、接受它。为了避免自己“被”离开,我则选择先走一步。

斯科特尤里克(Scott Jurek)在它的书里描述过冷漠的父亲、常年生病的母亲,和他成名之后常常想起父亲说的话——Just do it. 他说自己热爱疼痛,在奔跑中挑战极限,把每次切肤的阵痛都当成活着的证据。

仿佛“杰出”的影子,便是残缺。

我把帐篷搭在土路边上。再少一点羁绊,让身体变得轻一些,也是理所当然得吧。

第二天,很久没见过面的缅因大爷麦克出现了。他和以前一样,嘴上说着自己已经在“快要退出CDT的边缘”。上次是被沙漠热的,这次是被冰雹冻的。

平原上的风太大,我没法张口说话,反而成了优秀的倾听者。麦克大叔说缅因的黑熊如何不应该被掠杀、自己帐篷结露是多么烦人、下一个补给地“派镇”补给盒子的地址搓了、圣胡安山脉的雪,等等牢骚。

天空湛蓝,大地宽阔,四周都看不见林子,却有绿草、河流、水坝,提醒我早已离开了第一周的foothills。

麦克和我走进了一片林子。他说今天遇见我很开心,又突然不想退出了。我不敢给大爷什么期望;好在他比黄刀叔更独立。我们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前进,休息、吃饭的节拍,总合不到同一个点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步道连着国土局的一条土路,天高云阔,山脉在很远的地方。那土路像极了某些照片上的“美国最寂寞的公路”;群山虽远,我知道自己也要走到里面去。按照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计算,两三个小时就能走到山脚下了。

周围是绝望的黄色草原,没有树木,甚至没有灌木。我不知道这草是不是从来没有绿过——最后一场雪毕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夏天又迫在眉睫。白头的黑牛在草原上徜徉着,一切都是慢镜头。

风力十足。天苍苍野茫茫,一路向北,去寻找远方的田野。才发现远方不远,就在眼前。我把音乐音量调大,节奏要快于双腿的步伐。

音乐声音太大,竟然没听见身后有一辆车。车开得很慢,离我只有三四米了,我才回过神来。这是一辆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的车——联邦政府的车。开车的护林人问我有没有水,需不需要佳得乐。我拿了一瓶橘子味的。

黄昏,我终于走到了山脚下。同一条土路,把我们带到了林子里。

缅因大爷已经先于我半小时走进了林子里;他喝着蓝色的佳得乐,感叹脚已经在土路上走疼了,不愿意再走了。

我继续前行。一只鹿从林子里闪出来,在公路上凝固了两秒,又奔进土路对面的林子里。有土路,动物过“街”是极其容易的。不像高速公路上,总要给动物迁徙修一两坐专属天桥,意思意思,避开动物保护组织的臭鸡蛋。

林子里都是杉树,像极了科罗拉多小径的林子、南加州的山岭。土路旁边陡坡高耸,我不知在哪儿能找到平地扎营——这路像是时常有汽车通过的样子,扎在旁边自然是不安全的。何况来到这里的若是本地人,车里多半是有枪的。

越走越远,天色渐暗,道路拐出一个急转弯。急转弯的地方,反而有平缓的林地;这也正是Guthook APP里指出的今天的惟一水源。

已经有一个橘黄的帐篷立在那拐角处了,我放下了心。

扎营的男孩名字叫Ben,看上去比我还小一两岁。我坐下来和他吃了第二顿晚饭。Ben还在上大学,所以比我晚10天出发,但每天都如同机器一般全速前进,已经超过了很多人。我、丹第、松果、晕羊等在5月1日出发,已经算是今年徒步队伍的尾端了。再晚一点出发,沙漠会变成火葬场,北国的第一场雪会在几个月后拦住去路。分水岭的时间窗口,毕竟只有四五个月。

Ben说他走得这么快,正因为不是通径徒步者。他说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分水岭,回他自己的爱达荷老家,去走另一条叫做“爱达荷百年纪念步道”的线路。

我心里一惊。白天时,麦克还跟我提到过这条步道。爱达荷也有一部分在分水岭上;在平原上的另一部分盛产土豆。让这条线路闻名的,在于它是比大陆分水岭更“野”的一条路,总共900英里,几乎没有成熟的小径,且每年行走这条路的人极少,不超过30个。

如果你对美国的北方感兴趣,便一定不会对爱达荷百年纪念步道经过的这些地方陌生 ——锯齿荒野区(Sawtooth Wilderness),弗兰克教堂-无归河荒野区(Frank Church – River of No Return Wilderness), 苦根山脉(Bitterroot Mountains), 三文鱼河(Salmon River), 蛇河(Snake River)。以上这些地点,大都是能看到灰熊的;这样的地方在美国只有很小的几片,最出名的是黄石。科罗拉多和加州的灰熊早已经被猎杀殆尽,只剩黑熊了。以上列出的地点,其苍凉、广袤程度,要比分水岭更进一个等级。毕竟分水岭名气大,虽不便于交通,也有很多人慕名前往。爱达荷就不同了——极北之地,一年中只有两个月没有雪,河谷和高山交叉,沙漠和雪山平行,像是把南岳的岭古搬到了干燥高寒的地方。我对Ben的探险精神肃然起敬。

人在丛林里,总觉得天色暗得早一些。Ben给我指出水缸的方向,我走过去时已经天黑了。这水的颜色冰蓝冰蓝的,比沙漠中藻绿色的水看着有亲和力一些。我皱了皱眉头,没有取水。虽然有净水器,我还没有培养出在喂牛的水缸里取水的勇气。

Ben的东西很少,背包看上去跟书包一样大,帐篷也是超轻的帆布篷,没有底。我找了块离他不太远的地方搭帐篷,可惜地是斜的。听说今晚要下雨,暂且凑合着吧。

凌晨5点,开始断断续续的雨夹雪。我在海拔8000英尺的地方,羽绒睡袋让我又热又冷——脚冷,全身其他地方热。这温标20华氏度的睡袋已经陪我走过了5000英里的路,脚部的羽绒已经不饱满蓬松了。

我又睡着了。

我梦见初中的学校。被子潮湿,叫早灯如闪电一般划过黑夜。四个女生爬下梯子,面对四个大脸盆。

这楼好像不太稳。一个女生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没塌,中午抢饭的时候没塌,已经不错了。

梦中的我很焦虑,怎么也找不到笔。我每天一定会用完一管满满的签字笔笔芯。找笔很重要。

接着,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回”型走廊的尽头考试。在外国语学校,英文大考是有口试的——这是我的强项。然而今天,我们要去参加的口试,竟然是地理考试。更奇怪的是,地理老师并不露面,让我们在一个房间等着。

我第一个走进去,里面是一个电话。电话前面放着一张纸,是一道数学题。我怎么也解不出来;憋得难受的时候,卷子上竟然显露出了答案,竟然是我去年学平面设计的时候拆解图形的方式。

卷子这一关过了,就可以拨通电话号码了。我打过去,地理老师竟然说要再口答一道数学题,才能开始考试。我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考了什么;下一幕我走出教室,陪我来考试的两个同学也不见了。

我在徒步的时候,常常做关于学校和考试的梦。出国的时候是高二,提早结束应试教育,梦却不会放过我。那焦虑仿佛跟随我十几年;准备得再胸有成竹的内容,都会交白卷。我从没梦到过手牵手和闺蜜在花园里聊摇滚乐的日子。如果有树叶,有花园,也是我们讨论考试的地方。

我索性躺到快8点才起床。好像还没开始走路,就已经泄气了。

雨夹雪没有变成冰雹,而是更细小的雪粒。薄薄的一层白雪,黏在草叶上,黏在帐篷顶上。

我才意识到,分水岭上下雪了。那国境线边上的沙漠,才是真正的海市蜃楼啊。人在高处——在美洲的分水岭上——寒冷才是常态。

大陆分水岭是美洲的重要地理分界线,很多行政地图上甚至都有标出。这个地理分界线的位置非常精确,宽度不足一米。它北起于阿拉斯加西部的白令海峡,穿过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加拿大的大分水岭,再穿越美国的落基山脉,一路向南,直到南美洲的最南角。

既然是“分水岭”,西侧的水流向太平洋,东侧的水流向大西洋,那么分水岭本身,一定是没水的。

因为没有水,我今天不敢走太快,担心出汗。还好下过雨夹雪,天空云层密布,并不炎热。

此刻我只有三分之一升水,却要撑整整一天,才有靠谱的水源。

没有水,吃东西也要慎重,太甜、太咸都不行。

我上坡无力,下坡也萎靡。新墨西哥的平均海拔是1700米,我此刻处在2000多米的位置;人在这个高度,就要开始担心高反了。高反的诱因之一,就是脱水。人在高海拔的干燥空气中,回更快消耗体内的水分;可以说大部分跟高反相关的症状,都是由缺水引起的。

喝多了冷风,突然间胃部一阵绞痛。莫非是感染了病原体?是不是鞭毛虫?

对付美国土地上的病原体,我还是颇有自信的。若是真感染了鞭毛虫(水中的寄生虫),大多数人可要腹泻、呕吐;另一种寄生虫,还会导致发烧。我取过了这么多被牛粪感染的水源,哪怕能用净水器完全过滤、受伤、杯子上不沾染一点细菌,也不太可能。

若今天晚上到不了水源,我还能撑一夜吗?

正焦虑时,我闻到了一股烟味。走到山腰侧脊,还能看见白烟。

分水岭的东侧着火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步道上看见山火了——只要是在西部徒步,每年不撞见一两次山火,都不算正常。

只是这次,我脑袋混沌,四肢乏力,已经想不到如果火势蔓延,烟雾飘过来,我又没水,该会是怎样的噩梦……

在烟雾尚未飘过的山顶,我被冷风吹得发抖。停下来休息,要披上雨衣雨裤。下山的路上,曾经被山火烧过的树林里,死树横尸遍野,倒在步道中央。我走得更慢了。

一个机灵,突然想“埋宝藏”。可四周空旷,没有什么好的遮蔽处,止得随便找个坡,蹲在后面。事后依然四下无人,肚子却舒服多了。

肠胃问题暂时解决后,我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步道凭空消失了!眼前是一堆没路的荒草,可手机APP告诉我,此刻我就站在红线上。

我从包里掏出纸质版的熊溪地图,和手机上的导航软件反复比对。

CDT的官方路线只有一种,而民间的走法多种多样;比如希拉河谷其实就不在官方步道上,但绝大多数徒步者都会选择这条路作为“备选线路”。而我的希拉高线,更是“备选线路中的备选线路”。

更复杂的是,CDT有两种主要地图(撇开国家林业局的地图不算)。“雷地图”多是民间线路;熊溪地图多是官方线路。这对徒步者造成了极大困扰:雷地图和熊溪地图的使用者几乎无法交流,因为熊溪的红线(主线)有可能是雷的紫线(附属线);雷的红线有可能根本不在熊溪上;如此种种。昨天我和麦克大叔讨论水源,他用的是雷,我用的是熊溪,两个人对比了很久,才找到某个水源点的位置。

我向东南西北各走了几十米,也没看见任何步道。看来路线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我对CDT的期待值太高了。

毕竟,没路可走,才是这条“路”的常态啊。

没路,那就按照感觉走。红线显示要攀援等高线,去最近的山头。我就往那高处去。

翻上山顶,果然看见了一条步道。不知从何而起,不知向何处去。走了几步,发现和红线是重合的。好歹有路了。

我顺着“死而复生”的步道下坡,这一侧的山体被几年前的一场山火吞噬,已经没有完整的绿树了。焦黑的树干像被施了咒语的兵马俑,没有弓箭和双手。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看到着火了!太吓人了!风把白烟吹过来,东边又没有撤退路线,还好我跑得快!我要给妈妈打电话!”

突然冒出一个中年大叔,胡子花白。

他刚才说啥?要给“妈妈”打电话?

大叔在我身后几英里处行走,看到的火势比我见过的更大。说不定我俩是最后从火区走出来的人!

我问起大叔的名字。

“我叫爸爸。” (I’m Dad.)

我的表情一定太过惊讶。他赶忙解释:“我和我老婆没有孩子,所以她叫‘妈妈’,我叫‘爸爸’。”

我的脸一定是更扭曲了。

好在小径情况不错,我走在前,爸爸在后,一路飞奔下山。我们在水源地前2英里扎营,煮饭。爸爸有多余的水,分给我小半升。

“爸爸”是2005年徒步的太平洋山脊。他说的那批步道天使的名字——索夫里,安德森,丁斯摩——我也耳熟能详。天使还是那些人;徒步者的人数却翻了不止十几倍。

听着另一个人上一辈子的人生,我也去过那些地方、见过那些人。这种感觉更是奇妙、错乱。我没有在爸爸的前世出现过。我们只是共享了同一个梦境而已。

爸爸和“妈妈”生活在科罗拉多。他们没有孩子,所以步道上每当有人叫他的步道名,他就像多养了一个孩子一样。

一天没喝水,一天没见人,昨晚刚写过父亲的事情,然后从火区掉下来一个爸爸。

他们所说的“trail provides”, “步道总能给予”,大概就是如此吧。用史铁生的话说,“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早上才走了20米,就发现一道沙漠之门的背后,放置了一个步道奇迹。这奇迹很新,天使应当是刚走不久:鲜红的樱桃、三个熟鸡蛋、两个桃子、还是冰镇的家的了、可乐、啤酒。

步道天使还留了个条子:“如果你们需要补给上的帮助,我可以从派镇把你们接上,带你们去另一个更大的镇子补给。树人。”

我看着这落款,“树人”。问爸爸是否认识这个天使,他说从来没听说过。CDT上不像PCT,这里的天使很零散,服务的周期也短,所以很少有索夫里、丁斯摩那么耳熟能详人人皆知的长期志愿者。

我拿了一个桃子,收下一瓶佳得乐,再往前走了二十米,就看见树荫底下有个绿色的帐篷。是麦克大爷。

我、爸爸、麦克在帐篷附近临时“开会”。我们最终各自选了3种不同的方式去派镇——我会走官方的红线,总共49英里,其中有12英里是高速路。爸爸走备选线路,多为土路,共40英里。而麦克大爷因为上次徒步CDT时走过这段路了,他打算直接让“树人”天使开车载他进城。

(麦克大爷的这种跳着走的走法叫做“走黄线”,“yellow-blazing”,因为公路中间的油漆是黄色的,以走黄线指代搭车。)

派镇(Pie Town)顾名思义,以远近闻名的甜品派闻名。据说那里的甜品店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现在最出名的派是“辣味苹果派”。

派镇很小,只有1个小卖部,1个邮局,1个教堂,1个专门为徒步者设置的青旅,3个卖派的小店,几户常住人家。除此之外,没有餐馆,没有商店,也没有酒店和其他设施。人们开玩笑说,这是个坐在车里“眨一下眼睛就能错过”的小地方。

派镇所在的喀特隆郡(Catron County)是墨西哥人口排名第3的郡,可地广人稀,全郡里竟然一个红绿灯也没有,考驾照的时候还得用假的红绿灯代替。

喀特隆坐拥着世界上第一个荒野区(希拉河谷)、广袤的玄武岩平原、新墨西哥驰名的拱门,却是最反对联邦土地管理的地区。农场主、牧民、猎人是这里的主要居民,他们以暴力反对联邦政府、明目张胆违反联邦法规、“闹独立”闻名。

具体来说,喀特隆的居民反对联邦低价圈地、收购自家土地改造成联邦管理的荒野区。他们也抵抗环保组织——比如环保组织要保护郊狼,但郊狼会吃掉羊和牛等牲畜。这其实并不奇怪——美国最反对环境保护的人,往往就是居住在山野里、最靠近自然的人。稀缺的才美好,故环保是种“城市病”。

再进一步,喀特隆郡的居民也反对大陆分水岭这条“公家”的路线。

所以CDT在这里必须绕道,不能走山野,只能走土路和公路。这已经是居民的“重大让步”了。

我一天都走在野路上,绕着铁丝网和木篱笆。下午十分,步道又不见了。沿着依稀可见的脚印走,地上散落着玄武岩。这里的平原都是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破火山口”(caldera)。

傍晚的时候没水了,连吃饭的小勺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便折了一小段树枝,充作勺子用。再走一小会儿,看见一个巨大的风车,抽出的水通过一个铁皮排水管,滴到下方的牛井里面。那水管的水滴得很慢,聊胜于无。前几日在沙漠之中,地上还会有巨大的轮胎,里面乘着盐——也是给牛享用的。

人在这富饶的沙漠上,和牲口的地位相当,或是还不如牲口;毕竟,它们是主人、是“本地人”。

在美国的山野文化里,“本地”便是更优越的。这在阿帕拉契亚的深南地区和此刻的新墨西哥州,给我的感觉尤其明显。

“外来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只能算是形而上的追求。若不是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怕是并不能说自己“认识”这片大地的每一个纹路、每一种执拗。

尤其在这沙漠上,客人可以不用羡慕主人,却不能不崇敬他们。毕竟离开这里的人们,不回头的居多;能继续在这里生活的,必是对那风沙适应了的人。这些人不诗话土地,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对自然的期待很低,了解却很多。更多的是尊重和妥协。

和这看似贫瘠的土地相处,好似一段精明而艺术的婚姻关系。

我找了片低矮的灌木丛,露天扎营。我裹着睡袋,在手机上打字:“户外于我,首先是一个庇护所、一个精神港湾,其次才是一个游乐场、一个速度与力量的竟争地……我把命运交给土地。于是,在最深的绝望里,往往能遇见最美丽的惊喜。

这里没有牛,地势也高了。周围有树木,更有穿山的冷风。即使许多年后,我也能记得这天晚上的光景。我没有比土地更高,也没有比天更低。一夜里我醒了好几次,凌晨四点之后再也睡不着了。

凌晨五点,我就出发了。缺水、山火、迷路、独行的6天之后,我终于要到达派镇了。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了。

天亮了,我走在一望无际的虚无之间。这是一个巨大的火成平原,平得像一望无际的海面,一点波浪也没有。地上除了玄武岩,还有极北苔原上常见的细细短短的干草。这种干草从地上突起,形成一个个“岛屿”,犹如细软的石头,踩下去,扭一下脚;再踩,再扭。

平原上没有树,只有类似树的灌木。灌木长得再高,它也不是树。树再低矮,也不是灌木。什么是灌木,什么是树,对人类才重要,对它们自己则毫无意义。

平原的远处便是高速公路。我向着公路的方向去,地上没有步道,“路”却无穷无尽。派镇就在盆地的东边;我也朝着东边走,放肆地走,漫无目的地走。我路过牛栏,路过洒满盐地轮胎,路过废弃的圆形水池。

人对这片沙漠的改造,没有什么想象力;沙漠不值得人的想象力。它只值得它自己的广袤无垠。

向东,再向东,终于被一道很长很长的牛栏遮挡了去路。牛栏侧旁,居然有一条狭长的步道。看来大多数人跟我想的一样,走到了他们能走到的边界。在这无穷无尽的平原中,有边界感总是很好的。沙漠若是没有边界,在我心里便也和那些没有边界的城市了无二致了。

午饭是走着吃的。我全身无力。烈日当空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影子都没有。我啃了两个能量棒,打开手机里的音频书。都是提前下载好的几百兆的语音。

刘亮程来了。“我一直觉得扔在我们家房后面那颗从来没人理识的榆木疙瘩,是这个村庄的头。它想了多少年事情。一只鸡站在上面打鸣又拉粪,一个人坐在上面说话又放屁,一头猪拱翻它,另一面朝天。一个村庄的头低埋在尘土中,想了多少年事情。”

萧红说:“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汪国真说:“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

这些人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继续在沙漠之海上飘荡。至少还有除了我自己以外的声音。至少还有明确的方向。

我终于走到了高速路旁边。这条高速向东去阿博克旗,向西去凤凰城和图森。但此刻——2017年5月20日下午1点——这里一辆车也没有。我卡着时间,想在5点之前,到达9英里之外的小卖部。必须争分夺秒。

喀特隆郡的居民要求国家步道不能穿越自家地盘,但是可以丢在公路上。这却给徒步者制造了一个难题:公路本来就不应该是CDT步道的一部分,而是“连结路段”,不包含任何景色,不走公路算作弊吗?

至少在公路上,不用再思考迷路怎么办了。这是走公路的惟一好处。

正当我拖着病脚、气沉丹田、用训练马拉松时那种无聊当中依靠鸡血驱动双腿的时候,一辆车在身边停下了。

摇下车窗的,居然是丹第!

前几天不肯跟我走高线的丹第!一瘸一拐的丹第!跟我同一天出发的丹第!一周之前,我们俩伤员分道扬镳;我还担心他走进了河谷,脚伤恶化,会不会走不出来。

车停下了。开车的,是一个有口音的大汉。

丹第赶忙介绍,这位驾驶员大哥是他在徒步太平洋山脊时认识的老朋友,来自德国。

“我叫树人。你是中国石头吧?”

我讶异他如何知道了我的名字,他却说:“因为你在我的步道奇迹签到簿上签名了呀。”

原来,昨天早上经过的有新鲜樱桃的奇迹,就是树人埋的!树人自己也是今年徒步CDT的嗨客。他的“属性”和我们是相同的。

树人说,他出发早、速度快,已经到达新墨西哥北部的鬼影牧场了。那里离科罗拉多已经很近;再冒进,就会遇到雪山。前几天刚刚下了几尺新雪(连我在新墨西哥海拔低处都遭遇了冰雹),深山里更有雪崩的可能。为了等雪化掉、同时接济一下自己伤残的老友,树人从步道上辗转去了圣塔菲(Santa Fe),租了一辆小车,开回派镇的青旅,住了下来。爱屋及乌。树人天天用这辆小车送补给、拉嗨客、埋步道奇迹,有时还帮助派镇的徒步者去别的城市采购(因为派镇没有买东西的地方)。

徒步者本人成为天使,帮助其他徒步者,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何况这“天使”徒步者还来自别的国家。

树人和丹第把我塞进车里。“若你真的想补这几英里公路,明后天还有机会的。不过我怀疑,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树人说。

我们先是去村外的小卖部买了冰棍和冷饮,心满意足后,便直奔“烤箱物”。烤箱屋是一座大木头别墅,连着周围的工房、后院。这里是本地大妈Nita的房产。大妈常年在外工作,直接把房子扔给徒步者使用;前门侧门常年不关。常有附近的步道天使前来帮助采购必需品、打扫房间。

烤箱屋庄园有洗衣机、晾衣杆、专门放冷饮的冰柜,室内还有磁带CD收藏、地图册收藏、老式音响等奢侈品。上下两层楼,十几个床位,若算上地板空间、后院草地,容纳30人不算挤。床位都挺脏,好似被褥也是反复使用,并没有洗过;只是这里是缺水的沙漠,气候干燥炎热,人们也不太在乎,都用自己的睡袋。

房门口吊着徒步者扔掉的鞋子,好似AT尼尔山口挂满靴子的“耻辱树”。这是在这里扔鞋的徒步者饱经沙场,并不是要退出步道的;他们只是在这里收包裹、取新鞋而已。这里的邮局很小,一周内开门时间不到20个小时;好在邮递员很热心,看到嗨客的包裹,都直接送到烤箱屋。

烤箱屋厨房的食材大都是嗨客自己提供的:泡面、方便饭、土豆粉、燕麦片、巧克力酱、花生酱、还有徒步者提前干蒸的杂七杂八的三餐,不喜欢的、吃腻的,就都扔到“嗨客盒子”里,变成别人的晚餐。厨房的另一个嗨客盒子里专门装“非食品”:用扁了的泡沫垫、变质酒精(用作燃料)、气罐、胶布、地图等等。下层是各种口味的茶叶。

烤箱屋里没有什么女生,大家便把最大的床位给我。地上铺着硬纸板,沙发好像几十年没人打扫。我洗澡之后依然把东西摊开,全部洗刷了一遍,再次“占领全世界”。东西刷不干净不要紧;重要的是心里要舒服。清理装备的过场,是一定要走的。

在烤箱屋的第一个晚上,有徒步者取参加镇上邻居的爬梯,在房车里不醉不归,回来之后吵架到深夜。一夜之后,一楼回收站多了二十几个空啤酒罐。好在第二天早上,大家三三两两走去对面吃派,在前厅泡脚、冰敷、研究地图、拆补给盒子,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我和麦克大爷坐在一楼看书,边吃奇多,边拿出厚厚的地质画册。看完之后再换一本新的。墙上挂着这个路段的地图,端详着欣赏它的美感,对线路一知半解也无所谓。

下午,步道天使门来“看家”,二十天不见得雷达和秘鲁夫妇为徒步者们做了牛排。罗斯威尔先生在展示他的雨裙;缅因麦克在讲越战,和他退伍之后做伐木工、修理工的故事;爸爸常找缅因麦克和我一起聊天,对20几岁美国本土青年话题不感冒……

夜色降临,不知谁把篝火点燃了。树人、迪伦、瞬时姑娘、Roswell等等年轻人围坐在火堆旁。新墨西哥的荒漠上是不能生明火的;禁火令执行得不算强硬,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免了升火这个步骤,免得把荒草和林子燃着。酒精炉头、木柴等明火,自然是不能使用的。大多数人走到晚上,也没了生火的兴致,倒头就睡。

火光印着树人的脸。他说,他当年是和德国的女朋友一起来走PCT的;可回去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本是来步道上向女友求婚,不料女孩却爱上了一个美国人,还留下来,和美国人结了婚。

树人说他依然爱着前女友,但无法原谅她“毁了自己对PCT的回忆。” “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并没有支持我。” 

话说回来:虽然知道前女友曾经和自己的好基友丹第打情骂俏,树人却并不生气,还把和丹第的友谊维持到了CDT上。

我想,也只有在大陆分水岭上,才能听见这样的故事了。AT和PCT上新手居多,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路途的辛苦。而对于正在走CDT的老兵们,徒步本身已经蜕化成了背景颜色,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感情才是徒步的主角。

在东部阿帕拉契亚幽深的森林里,在太平洋山脊雪山脚下的小镇上,或是在大陆分水岭沙漠中的荒僻村落,一个孤零零的房子,一个关于熊的传说,一个游荡的鬼魂,一句经典的笑话,一个必须完成的挑战,一群对北部积雪恐慌的不停查天气预报的人们,一些篝火旁的故事,几个烧焦的牛排,一夜过后多了的空酒瓶,几十个推起来的补给盒子,永远有新“货源”的hiker box,盒子里的书籍和卷纸和止痛片,一个不起眼的捐款箱,厨房里总有人主动洗好的盘子,不用说话的下午和想说话了总有人接话的晚上,吃不完的、总有人帮你吃完的蜜桃派,互相交换口味的方便饭,地质知识和植物知识抢答,签到簿里的诗歌、谜语和笑话,总有人自愿搭起来的火堆,火堆旁越来越多的人影,天上越来越黯淡的星星……

我不知道这个“一眨眼就会错过的小镇”会不会是分水岭的最后一个“漩涡”。前路上,城镇会更大,人们聚拢的可能性更小。步道是一个弹力绳,收紧的时候变窄,散开的时候放宽;绳子上牵着的是同一批相聚又离散的人们。这些人既流行又流浪,古朴到史前,新潮到史无前例。

人在这里,时常问自己: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身在此处,问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过分。这里是无穷远方的集合,更是时间精致的浓缩。这里梦中有星,星上有花,花中有影。

在派镇的第二个全休日,我又有幸做了一回步道天使。

在徒步太平洋山脊的时候,华纳泉Monty大叔是步道天使。全休日,他却拉上我们去干活——在剪刀手山口摆烧烤摊。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步道全休日,也是萨拉的最后一个。

所以,当树人询问有没有人想跟他一起去埋步道奇迹、探访和检查水源状况、慰问徒步者的时候,我迅速答应了。

沿着高速路,我们先是到了CDT官方红线上的火山湖圈地区(Chain of Craters)。标牌很威武,景色很荒凉——基本就是黄沙和杂草,连山的轮廓都没有。这片地区是由几十个小火山坍塌之后形成的大平原,因为沿途高速路太多、步道几乎没有修好、没水,大家都不走这条路线,所以我们沿途一个人也没看到。

探访了官方路线,连高速旁也空无一人,树人便有些失望。对于一个天使来说,他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步道奇迹能服务于他人。

没人在官方路线上,我们便去了另一条备选线路——El Malpais, 西班牙语中的“不毛之地”。在烤箱屋,我就从地质书上读到这块地是个奇观;至于具体有多神奇,还得等过两日自己徒步至此的时候,眼见为实。

时间已经中午了,尘土飞扬的路边上,坐着两个剪影。走进了,才发现是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包很大,脸上挂着疲倦。周围有一棵小树——然而他们并没有坐在树下面乘凉,有点奇怪。

我和树人把车停下,直接把一大冰库冷藏箱搬了出来。二位看到荒野上突然出现的汽车、汽车上过度兴奋的两位陌生人、冰库里的一堆饮料,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一个人想参军,另一个人钟爱德国文化,想去德国留学。他们都是第一次徒步长距离步道,速度不快,装备很重,但并没有削减他们的兴趣。我和树人更是兴奋,殷勤地递水递饮料,二人连连道谢。

树人来此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帮他把冰柜和5加仑饮用水搬到了小树下面,作为“藏水点”。树影遮挡出一片阴凉。树人用绳子把五个大水瓶绑在一起;这样水倒完之后,瓶子依然固定住,不至于被沙漠的狂风吹飞,成为垃圾。

让树人花最多时间的是绑垃圾袋。如果“驿站式”步道奇迹某天被人抨击到不得不消失的境地,多半是因为垃圾袋放置不妥当,成了野生动物的食堂。树人对这点很在意;他希望成为一名有“专业素养”的步道天使,所以这些细节都得做正确,才不会产生垃圾、被人诟病。

树人问二人接下来的线路——哪怕是“不毛之地”,也有好多条备选线路。二人说,先上拱门,再下玄武岩滩。我听得一知半解;树人连连称赞:“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但是景色的确是最好的!” 

二位小哥获得了补给,充满希望地出发了。我和树人跳上了车,上了高速路,又很快在“步道”上遇到了一大批人。

这一批人一共六位;其中有人很快认出了我。他说他是我AT好友战歌姑娘的男朋友,我练练惊叫,心想这姑娘终于遇到个靠谱的人了(至少现在看来如此)。因为战歌姑娘的关系,这一行6人都知道我。没想到自己成了“栈道名人”!

因为人多,树人直接拿出了冰镇西瓜、啤酒和可乐;所有人放下背包,性质高涨地站着聊天。他们当中有一对是夫妻;战歌地男朋友是某男生的弟弟;还有沿途遇到的年轻男生“夏尔巴”、一个大长胡子、一个短小精悍的大叔。他们说决定沿着高速路,直接走到下个补给——格兰特市。这和之前两位小哥的选择截然不同,树人却也练练称赞:“很棒的选择,一路依靠着岩壁走!”

我和树人送走6人组,正准备开车去格兰特市的沃尔玛。树人正说着格兰特是个“大城市”,但却荒凉衰败,“你一刻也不会想要多待”,却看见路旁走着一个独行侠。

独行侠的名字是Atlas, “地图君”。他来自瑞典,已经走过一次大陆分水岭了。这次故地重游,只为了选走上次没有尝试的线路。所以,地图君并不在乎自己是否“纯净”地走完每一寸土地,便欣然接受了我们开车带他进城的邀请。

我们来到了格兰特市的中式自助餐,迎面走来一个熟人。两秒钟之后,我和黄刀叔大声惊叫,拥抱在了一起。谁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能在步道上见面。看来黄刀叔和我“分手”之后,他的确加快了步伐;而我主动选择滞后,互相拉开距离。

树人、黄刀叔、地图君和我便坐下来吃了一顿大餐。树人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从装满签语饼(fortune cookies, 包裹着祝福语字条的小饼干)的盒子当中席卷了30几个饼干,准备放进奇迹盒子里。

黄刀叔已经在格兰特酒店区住下了,明天他又要出发,我们的距离增加到了4天,怕是没有遇上的机会了。好在能够见一面,虽不能算“破镜重圆”,但至少是冰释前嫌。一周不见,他的下巴尖了许多,脸上的皱纹颜色更深了,之前圆润的脸显得更加消瘦。我们互道祝福的话语,树人便带我离开了。

我和树人又去了格兰特的沃尔玛进行采购——全是为其他徒步者准备的步道奇迹。回程路上,又遇到一位独行的泰德大叔。泰德叔拿的东西很少;他的惟一请求,是让我们给他的妻子发一条短信报平安。

又在同一条高速上,遇到了中午的6人组。这时,我们已经在沃尔玛采购了品种更加丰富的水果和饮料;这群人看到步道天使第二次“从天而降”,兴奋得要飘起来,“今晚就能走到格兰特!”

验收今日成果:直接帮助了10名徒步者,放置了1处新的步道奇迹,完成采购,检查了新的藏水点,还进城吃了一顿大餐。树人原本说“两小时就足够”得旅途变成了7小时;外加他来回开了100英里的车。

回到烤箱屋,我俩精疲力竭却万分满足。加州老两口、英国巨人、飞鸟和木鱼一行人,也都在这天走到了烤箱屋。丹第提早给好哥们做了墨西哥卷饼;大家围在一个圆桌旁晚餐,好不热闹。

第二天是丹第的生日,树人却要出发、返回鬼影农场继续向北徒步了。

临走前,树人再三嘱咐,要我严格保密步道奇迹的位置,只为给徒步者一个“惊喜”。

他做这些事情,完全是自己掏腰包:从租车、汽油,到购买水果啤酒,再到每天来来回回接送徒步者的时间和精力,树人绝对是付出了超质量的步道天使“职业精神”。更因为他自己是徒步者、了解徒步者所需,所以提供的“义务服务”也更加专业。

在高速公路上,曾有个嗨客想给他捐款,被他拒绝了。树人在德国做的也不是技术型工作,单身汉一个,无牵无挂。他说收入不算多,但“这点钱不成问题”。毕竟,在烤箱屋住着,几乎不用负担住宿费用;汽水等嗨客消耗品,也便宜得很。惟一得大头是租车费和邮费,一天50美金左右。

太平洋山脊南加州路段得甜水镇,索夫里一家两口子,已经服务了徒步者15年。他们贡献出整个庄园,徒步高峰期一天可容纳七八十人。由于地方大、人数多,从进门开始,两口子就设立了“摊位”。1好摊位是签到区。2号摊位是新衣服区和毛巾区(因为徒步者的衣服都是脏的,所以洗澡之后的换洗衣服,也是索夫里提供)。3号是洗澡排队区。4号是包裹区。包裹区充满了整个车库——里面立了7排大架子,好似亚马逊的发货中心,专门放嗨客寄到这里的补给包裹。

索夫里两人忙不过来,就会请一些志愿者帮忙张罗。2014年我来到“徒步者天堂”,两位主人不在家,只有十几个徒步者留宿,3个志愿者把一切张罗得井井有条。

长距步道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徒步者应当给每位步道天使(尤其是贡献自己房子的天使)提供20美金捐款。水费电费补给费维修费食品费都是花销,每人20刀的捐赠是合理的。有的徒步者很穷困,拿不出钱;有的徒步者比较富裕,可以捐得更多;每个人放进捐款箱里的,都是良心许可的数量。也曾有过徒步者没有良心、偷拿捐款箱里的钱的事件,在徒步圈里引起大风波。

可是,索夫里坚决拒绝收取任何捐款。他们家里没有捐款箱;若当面捐赠,二老也绝对不会收。

有很多志愿者劝说索夫里,捐款的环节是必要的。若徒步者无法贡献在“步道天堂”的小额捐款,他们定也付不起那些必要的大额开支——比如抵抗西耶拉积雪的20华氏度睡袋,起码要两三百美金。所以,捐款是一个门槛,一个指标,确认嗨客们有足够的积蓄,撑过太平洋山脊一路的风霜雨雪。

近些年,太平洋山脊徒步者人数暴增,步道天使的义务服务也随之减少。最终,PCT也会像东部的阿帕拉契亚步道一样,出现越来越多收费的青旅、越来越少“白吃白住”的天堂。但此刻,至少在大陆分水岭上,还有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步道天使体系——越来越多的“索夫里”涌现,只因这条线路的徒步者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丰厚,生态越来越健全。

在烤箱屋休息了整整两天,徒步者来了又走,只有几个老伤员,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

另一个德国小哥和女朋友来到——德国人说他在AT上见过我,而我完全不记得了。

灰鸟和木鱼来了;我在PCT上认识的伍迪也来了。希拉温泉认识的瞬时姑娘来了;加州老两口来了;麦克和爸爸还在。树人走了,丹第继续留下……

烤箱屋在派镇惟一的一条街上。街道再往里一点,停着三三两两的房车。这些房车不是用作旅游,而是货真价实的住处。有时候从里面传出打骂声和女人哭泣的声音;嗨客也渐渐不敢再去爬梯了。

走出了派镇,就是黄土漫天的土路。土路没有拐弯,一直通到看不见的远方。从远方的某处右拐,进入山里;从山里出来,就应该是树人埋藏冷饮的那棵小树了。从烤箱屋到小树,起码还有一天半的距离。

早上九点出发,沿着土路直走,好像土路也在走;我从没有动过似的。偶尔一辆汽车开过去,都是去的同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从不见一辆车出来。回头一看,两个姑娘也走在身后,大概一里路的距离。

下午两三点,15英里开外,就是另外一户步道天使——托马斯老两口的家了。

托马斯老两口起码有80岁了。大爷听力不好了,徒步者之间的聊天,他基本听不见,需要奶奶“翻译”。他们是空巢的农场主,有钱有地有时间,但没人陪伴。

二老的庄园里有一个工厂一般大的工作室,客厅、厨房、书房、储藏室全部敞开,几十年的各种古董有条不紊地放置各处。门口墙上是一面偌大地美国国旗。爷爷说话很含糊,我听不太懂;但他是韩战老兵确认无疑。

二老庄园进门处便是水闸,旁边放着“CDT徒步者欢迎取用”的牌子;再走进去,有草坪、室外座椅和餐桌。二老也跟随潮流,准备了一本徒步者登记簿;我是今年第173个徒步者。有很多人没有在本子上签名——他们见爷爷奶奶一唠嗑就停不下来,便取水之后匆匆离开了。

爷爷讲着一个关于“银匠”的故事,大概是银匠十年前徒步过CDT、后来又跟托马斯爷爷重逢的事情。我有种感觉,爷爷今年已经讲这个故事第173次了。

都说“施比受更有福”;托马斯老两口从徒步者身上得到的,也许不必他们给予给徒步者的要少。徒步者的能量,于他们是一种盼头、一种陪伴、一种感受青春的权利。夏天来临,几百人从院子进进出出,夜晚里热闹的谈话声,登记簿上那些被精心阅读和批注的记号,门口“欢迎徒步者”的大牌子……也许我老无所依、孑然一人的时候,也会开个小车,去步道口接济嗨客吧。

从庄园出来,黄土卷起的热浪要把人吞了去。这笔直的黄土地,噬人心智。电线杆变成了五线谱,杂草变成了鲸鱼,散落的易拉罐总像是有水。《一个人的村庄》也让人呆滞,《呼兰河传》的冷风刮不到我身上,《我喜欢出发》可以改名为《我不喜欢走土路》。

过一会儿,车也没有了,云也没有了,风也没有了。

我背着托马斯家的水,不口渴。但灵魂里的某些水草,瘪成了沙漠灌木。

我走着,好似忘了自己是要去哪里。

我好似忘了自己是要去哪里,但还是知道,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

比如道路右边,满满是“私人领地,禁止入内”的牌子,挂在钢丝卷成的栅栏上。

新墨西哥州的枪支法律,可能是美国所有州里最宽松的。联邦法律没有禁止的枪,一律可以购买;其他的州,都或多或少对枪支的型号做出了限制。在这里,购买枪支没有等待期,背景调查宽松,且枪膛大小没有限制。

新墨西哥对枪支的管理很松,对酒精的管理很严,无外乎是因为对私人财产格外在乎。美国最古老的私人财产——土地——更是被当作风水宝地围起来,哪怕里面什么也不生长。

这里不允许外人进入,我却还是在私有土地上搭了帐篷。从派镇出来,已经二十多英里了;大多数人走一天,最多也就是这么个距离。一条土路,连弯也不拐,连公有的土地也没一寸(除了土路本身),我还能睡哪里呢?

我没有心情和经历煮水、吃完饭。草草地吃了几根能量棒,抓了一把坚果,就在帐篷里睡下了。帐篷被矮树丛挡着,从公路上看不见,却面对着看似无垠的牧场。若是有什么人骑着马、开着吉普在牧场游荡,定是能看见我的帐篷。帐篷乳白色,似水母。

一夜无风,我却没怎么睡好。总有车经过,总有像脚步声的声音。一早起来,匆匆收了帐篷,不仅全身酸痛,而且腹中没有力量。

热浪升腾。我脑中有胶水,雾气,浪潮 ——一切粘稠或流动的东西。热浪是矢量,我在原点,它射出一把箭,飞出去,插不进什么东西里。热浪也是空间,是气体,向四周散开,弥漫三维宇宙。非洲和南极从版图上消失了。亚特兰蒂斯露出海面。

在寒风吹彻的高山上,一个人用厚手套捂住了脸套。鼻子处有什么硬而粘稠的东西。是鼻涕被冻住了。可他却可以依然顶着那狂风,身体前倾,倚靠冰镐,在雪地里踉跄着。山顶被云层遮住了,可心没有冷。天寒地冻是一针强心剂,往探险者的体内注射力量。

可是热浪不同。热浪不增加人的力量——它只是在抽取,在析出,在掠夺。它不推动你向前,它也不拒绝你往后。波纹底下,暗潮汹涌。没有去向和来处,没有回音和绝响。

像一口悬浮的井。